当时意大利正是社会转型的变动时期，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人们的经济地位、宗教信仰、伦理观念、价值取向也会相应地产生变化，从精神的变动到重新达到平衡有一个被破坏和重建的过程，教会上述活动的总的宗旨是在世俗社会中宣扬基督教惩恶扬善的道德准则，这对动荡社会中各阶层处境不同的人们的心理亦具有一定的影响，既使社会变动中的既得利益者有所警戒，又给予广大的失落者某种心理补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意大利的教会在社会转型时期总的发展方向是趋于衰落，但值得注意的是，教会的衰落并不完全是一种单向的变化，而是呈现出多元变化的复杂因素。一方面在信仰上普遍衰落，价值观念更趋向普通俗人；另一方面又在社会生活中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姿态，从各方面介入社会，极力发挥天主教普世主义的影响，重树其拯救众生的济世形象，借以摆脱困境。这种多元变化是意大利教会在社会转型时期为求得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应变措施，也是对变动社会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适应。
    二
    意大利的城市人口中，教士和修道士毕竟只是一小部分，城市中的居民主要还是世俗民众，这种状况正如丹尼斯·海所说的那样，“大量的人群，即使在一个人随时都会感到周围其他人是教士的意大利，都是由俗人组成的”[①h]。如14世纪的佛罗伦萨，92000人口中只有1480个教士、修士和修女[②h]；16世纪的威尼斯，在15万人口中，有536名教士、1238名修士、2403名修女，这个数字仅占全部人口的3%[③h]。这些俗人是城市宗教生活的实际参与者，他们构成了城市宗教生活的主体。城市宗教生活繁复多样，最具城市生活特色的宗教活动大致有如下三类：
    （一）以圣徒崇拜为中心的宗教游行和集会。这是城市宗教活动的中心内容，吸引了城市中大多数人的参与。大体上说，宗教集会和游行的类型有三：1.每年在固定日期的年度纪念。在年度纪念中，城市的保护圣徒受到特别的重视。意大利各城市均有自己的保护圣徒，佛罗伦萨的保护圣徒是施洗者约翰[④h]，维琴察的保护圣徒是圣温琴佐[⑤h]，威尼斯的保护圣徒不止一个，圣马可是城市的主要保护者，此外尚有圣狄奥多西和圣乔治[⑥h]。每逢城市保护圣徒的纪念日，各城市都由市政府出面组织规模宏大的集会和游行。如威尼斯的圣马可节，由督政和高级官员率领游行队伍巡行全城，纪念活动从头天晚上持续到第二天[⑦h]。佛罗伦萨的施洗约翰节的纪念活动也是倾城出动，万人空巷[⑧h]。除城市保护圣徒的纪念日外，在其他的宗教节日里，城市里也要举行以游行和集会为主要内容的纪念活动。2.当战争的威胁来临，特别是在城市被敌军围困时，宗教游行和祈祷成为祈求圣徒保佑和鼓舞士气的手段。1529年，西班牙大军围困了佛罗伦萨，执政团命令全城人分阶层组成祈祷队伍，日复一日地在城里按一定的路线巡行祈祷[①i]。3.自然灾害发生时，各城市也求诸圣徒的保佑。1453年佛罗伦萨地震期间，“所有的居民都跑去祈祷，整整四天之中，男女游行队伍络绎不绝，下层阶级的民众在其教区神父的率领下集合游行，并在晚间来到特里尼达教堂唱赞美诗，为他们的平安祈祷”[②i]。
    （二）日常的布道会。城里的居民参加布道会都很踊跃，特别是那些个人道德崇高、洁身自好和辩才无碍的修士的讲道更加吸引民众。当一个修士讲道出名后，各城市的居民都希望能亲聆教诲，并把这些修士看成是活着的圣徒。锡耶那的圣伯尔纳迪诺，他的两个学生阿尔伯蒂·萨尔提诺和亚科波·马加尔，还有佛罗伦萨的吉罗拉谟·萨沃那罗拉都属这类修士。他们对广大民众主要是进行道德劝诱，在讲道中通过具体的事例抨击和诅咒放纵、堕落与犯罪，以此唤起人们的道德心，使其忏悔改过。如圣伯尔纳迪诺在阿雷佐的一次讲道中，谴责了那些在附近树林中放纵的人，结果，阿雷佐人连这片树林都全部砍掉了[③i]。一般来说，普通大众对这些深孚众望的修士讲道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听讲的人非常多，据《布雷西亚史》载，1446年一位法兰西斯派严修会的修士彼埃特罗到该城讲道，头一天就有10000人到场，其中有2000人来自其他城市，“大群的人从四面八方拥来听他讲道，以至于最大的广场都嫌太小，而他自己也几乎都要冒生命危险才能移动”[④i]。有时一些参加布道会的听众在一次讲道结束后仍不满足，他们会跟随讲道者到下一个城市以便再听一次讲道。
    （三）兄弟会的活动。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宗教生活中另一个富有特色的方面。兄弟会（confraternity）是城市中俗人的宗教组织，其成员来自不同的阶层，成份非常复杂，如佛罗伦萨的圣保罗兄弟会的成员有毛织业中的工资收入者（sottoposti）和工头、裁缝、艺术家、金匠、泥瓦匠、商人、银行家、公证人、医生、律师和大学教师[⑤i]。兄弟会的管理人实行抽签选举制，每届管理人任期4个月。每一个兄弟会都有自己的法规书，书中列有兄弟会组织的原则、活动的仪式和会员的行为准则，这些内容大多引自《圣经》和教父的论著，其总的精神是避恶趋善[⑥i]。
    兄弟会的宗教活动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兄弟会会员自身的活动。其中又分两种，一种称之为“赞颂”（Laudesi），会员在一起念连祷文和唱赞美诗，赞美圣徒和纪念会内死去的弟兄。另一种称之为“鞭笞”（disciplinati），会员通过自我鞭打来模仿基督的谦卑和他所经受的苦难，以此强调个人的皈依和苦修。进行“鞭苔”活动时，会员身着白袍，腰系麻绳，结队在城内游行，一边走一边自行鞭打，同时高呼“仁慈、和平”[①j]。兄弟会宗教活动的另一个方面是他们进行的慈善事业，这是兄弟会会员表达其宗教虔诚的又一种方式。兄弟会施舍的对象非常广泛，据佛罗伦萨圣米凯莱兄弟会一份施舍的清单记载，接受施舍的有伤残病人、多子女的寡妇、孤儿、待嫁的穷家姑娘等[②j]。锡耶那的圣约翰兄弟会还给囚犯发送食物[③j]。
    意大利城市里的宗教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晚祈祷，星期日望弥撒、婚丧嫁娶时的宗教仪式都是人们日常基本的宗教活动，这些宗教活动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历史长时段中维持着相对静止的状态，从而构成了督基教社会中宗教生活的一般基础。而以圣徒崇拜为中心的游行和集会，布道会和宗教兄弟会的活动是意大利城市社会中民众参与范围广泛，同时也是最具城市生活特色的宗教活动，这些活动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点：
    （一）广大俗人在宗教活动中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虔诚。部分教士和修士在信仰上的衰落和行为上的腐败对俗界无疑是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并没有导致整个社会对信仰的放弃，广大俗人在他们参与的各种宗教活动中仍然表现出宗教虔诚。兄弟会安排的一系列活动，都是旨在保持会员对上帝的敬畏和纯洁自身的灵魂。佛罗伦萨的圣保罗兄弟会法规要求会员每年领四次圣餐，每月至少忏悔一次，每个星期六晚上聚会前斋戒，每天念七遍主祷文和“万福玛利亚”以纪念“基督的受难”[④j]。兄弟会会员参加这些活动都非常认真，担任管理人的会员更是以身作则，特别是领圣餐的仪式更为严肃，凡是会员，无论其地位高低都必须参加，即使像罗伦佐·美弟奇这样的大人物也不能例外[⑤j]。兄弟会这类在户内举行的宗教活动参加的人数有限，气氛平静肃穆。而在户外举行的“鞭笞”游行，圣祭日的庆典集会和各种布道会，参加的人数很多，气氛也不那么平静，有时甚至是非常狂热。1446年，法兰西斯派的修士彼埃特罗在锡耶那讲道之后，在城里举行了游行仪式，城市的行政长官簇拥着彼埃特罗走在队伍前面，大批人群紧随其后，妇女们表现尤为狂热，“她们争相拥上去吻他的手和脚，并从他的僧袍上割下一些碎片来”[①k]。1399年，发生于北意伦巴底地区兄弟会的“鞭笞”运动几乎席卷了整个北意和中意，游行者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沿途吸引了大批追随者，队伍途经佛罗伦萨时，商人和工匠关掉店铺，全城大批居民，包括佛罗伦萨大主教都参加到游行的行列中去。这次活动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充分表现了广大民众中蕴含的宗教热情[②k]。在某些特定的时候，普通俗人的这种宗教热情甚至还会演化为狂热的过激行为。1424年，锡耶那的圣伯尔纳迪诺在罗马作过一次讲道，据当时史家记载，由于他对巫术的抨击，“女巫菲尼切拉被烧死了，因为她用巫术害死了许多儿童和迷惑了许多其他的人，整个罗马都来观看了这一场面”[③k]。15世纪末，佛罗伦萨人也曾在吉罗拉谟·萨沃那罗拉讲道的影响下，在执政团广场公开焚烧各种奢侈品、书籍和绘画。这些东西有的是人们自愿交出的，有的则是从一些市民家中强行搜出的[④k]。
    总之，在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广大俗人的宗教信仰并没有放弃，这是基督教社会深层文化积淀的反映，基督教对彼岸世界的描绘随时都在暗示人们注意自己灵魂的归宿，另一方面，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诸般困难也往往需要上帝的眷顾。这样，日常的宗教活动成为联结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桥梁，俗人在宗教活动中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宗教虔诚，从而求得心理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