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信仰的普遍衰落。在教会追求尘世物质利益的同时，教士和修道士在宗教信仰上呈现出普遍的衰落。基督教自公元394年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信仰危机一直都伴随着教会的发展而周期性地产生。修道院制度的建立即是为了在整个教会中树立笃信的榜样，但安贫禁欲的笃信状况也只维持了一段时期，修道士在与世俗世界交往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其信仰总是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正如汤普逊所说，“修道制度的历史，是一个腐败和改革的长期记录”[⑤d]，在10世纪，克吕尼派接替本尼狄克派，在12世纪，息斯脱西安派接替克吕尼派，及至13世纪，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又接替了前三个派别。每一个新的修会兴起之时，都以积极的姿态革除旧教派的积弊，坚定信仰，以图振兴教会，并且在一定时期内都富有成效。特别是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他们从平民中吸收新成员，在城市内或城市近郊建立自己的寺院，粗衣陋食，严守清规，结果“不仅在城市居民中获得人心，而且也受到大学生的欢迎”[⑥d]。
    然而，信仰的重振和衰落似乎是教会所面临的永恒主题，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世俗思潮的冲击之下，无论是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修士，还是在普通教区教士中，信仰的危机再次出现，其主要表现如下：首先，教会在各方面的纪律较之于以前大大地松弛了，教士的素质下降，一些由教士主持的神圣仪式都草率从事。大主教安东尼奥巡视了菲耶索莱和庇斯托亚的教区后，发现“教堂倾圮，甚至完全荒废；圣器和祈祷书的状况堪忧；本堂神父常常是踪影不见，……在很多地区根本就没有教士服务，青年人自行结婚，老人去世和葬礼都没有教士主持。不少的教区由不合常规的僧侣主持圣事--我是指修道士，他们并没有得到授权，允许他们去破坏清规。教士有情妇和孩子的远不在少数。有一个教士完全不识一字。请注意，我们正在谈论的是富饶、城市化的托斯卡纳，但丁、佩脱拉克和薄伽丘的故乡”[①e]。波洛尼亚主教阿尔贝加蒂在巡视属下教区时，发现一些教士不能分辨七种大罪，有的甚至不能读祈祷书[②e]。其次，随着教会纪律的松弛，教士和修道士在道德上的败坏和生活上的腐化愈加公开化。这是教士和修道士信仰衰落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也是教会受到包括人文主义者和普通民众在内的俗人攻讦和嘲讽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的城市政府为了制止这类丑闻发生，专门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监管女修道院，尽管如此，破坏清规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佩西亚的监管委员会在圣基亚拉女修道院外抓住两个在附近转悠的修士，结果这事“导致了一场人群围观和修女鼓噪的大骚乱，委员会的委员扭住两个修士，而修女们则向委员扔石头和砖块”[③e]。破坏清规的不仅是下层教士和修士，教会的一些高层官员，主教或修道院长也常常是公开地腐化堕落，1416年，庇斯托亚的修道院长会议向佛罗伦萨政府控告其主教马提奥，指控他侮辱修女，并且在城里蓄养情妇，这是“笃信的丑闻”[④e]。卡马尔多勒教派的总管安布罗吉奥·特拉维萨里在1431-1434年间巡视了该派在亚平宁中部的修道院，他在《巡视纪实》中提到，一些修道院长锦衣玉食，生活放纵，如西尔瓦修道院院长马利安诺纳俗人之妻为情妇；阿雷佐的安吉阿利修道院长的放荡生活“使得他的修道院纪律败坏，难以收拾”[⑤e]。实际上，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教会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在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相当多的教士和修道士已不能坚守信仰和誓约，纷纷转而追求尘世的享乐。第三，信仰的衰落还表现在有的俗人担任教职或进入修道院作修士的动机已不完全是为了信仰，而是基于其它因素的考虑。如前所述，由于谋取教职有利可图，很多俗人主要是为了逐利而担任教职。不少的姑娘作修女并不是因为她们的信仰比别人更坚定，而是由于她们的父母为了节省嫁妆，如在佩西亚，一个家道殷实的家庭嫁女至少要1500斯库多，如果把女儿送到修道院作修女，则只需向修道院交纳300-400斯库多[⑥e]。在佛罗伦萨，送一个女儿到修道院作修女只要花费100佛罗琳，而筹办一桩较为体面的婚事则需花费1000佛罗琳[①f]。因此，有相当多的家庭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将女儿送去作修女，布鲁克尔指出，这种风俗是“把修道院当作没有陪嫁的女儿的收容所。”[②f]
    （三）教会面对社会转型的应变。在社会变动的冲击下，教会内部纪律涣散，生活风气腐败，信仰上呈现出普遍的衰落，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会组织的崩解。基督教作为一个在时间上延续上千年，在空间上遍及欧洲各国，精神上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的宗教，其组织肌体具有相当强的再生能力，这一方面是由于基督教所拥有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教会组织自身的应变能力。因此，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教会组织改变了中世纪时期那种崇尚独处沉思和宣扬安贫禁欲的宗旨，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世俗社会生活中，对各种社会问题倾注了更多的关心。这种转化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1.教会对教俗两界的宗教信仰历来拥有司法权，到文艺复兴时期，教会法庭在信仰问题上面临一种两面作战的形势，一方面他们要对付代表精英文化的知识阶层中的异端思想，如对乔尔丹诺·布鲁诺进行审判；另一方面，他们对大众文化中漫延的异端思想也不放过，如1596年，乌迪内的教会法庭审判过一个粗通文墨的磨坊主梅罗奇奥，并由于他反对教会的言论而判他死刑[③f]。除了信仰问题这一教会历来都拥有司法权的传统领域外，教会法庭对社会生活诸多方面都加以干预，并与世俗法庭在很多问题上产生分歧和对抗，如1450年代，佛罗伦萨发生的一桩婚姻纠葛案就曾在城市的公社法庭和主教法庭之间引起轩然大波，公社法庭和主教法庭各自支持诉讼的一方，对案件作出截然相反的判决，此事闹得沸沸扬扬，拖延经年，最后由执政团出面裁决方才了结[④f]。怎样惩治高利贷者也是教会法庭与世俗法庭经常发生磨擦的问题，因为这事“既关系到教会法规又涉及世俗社会的重要利益”[⑤f]。在佛罗伦萨，主教法庭对那些有放高利贷嫌疑的人往往不在其生前对他们起诉，而是在他们死后才提出诉讼，使其无法寻求其他保护，从而达到没收其财产的目的[⑥f]。这些事例都反映出教会已不再局限于仅仅关心精神问题，而是更为广泛地介入社会生活。2.教会组织在慈善事业上也更加积极。慈善事业历来是教会与世俗世界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这条纽带一方面满足了教士自身在精神上服膺基督教博爱传统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树立了教会的济世形象。因此，教会在面临商品经济冲击的新形势下，不但没有放弃而且还更加积极地进行各种施舍。慈善事业的形式主要有如下几种：其一是在教会医院收留病人。庇斯托亚的切波教会医院有70张病床，通常都收留有25个体弱的长期病人；圣格里高利医院有33张病床收留老人和精神病人；其它尚有一些小医院，平均每家医院有10张病床。粗略估计，在庇斯托亚的各教会医院共有200张病床，而这座城市总人口只有4500人[①g]。其二，施舍的方式还有给穷人分发食物。在锡耶那，每逢主要圣祭日，教会都要给穷人分发钱财，这是为了使“上帝和圣母玛利亚保佑锡耶那的城市和人民祥和幸福”[②g]。庇斯托亚的切波医院在圣徒节和升天节都给到医院来的穷人提供面包和酒肉，对那些羞于到医院领取施舍的穷人，则派人送食物到他们家里[③g]。其三是赠送嫁妆给那些家境贫寒而无法出嫁的姑娘。在当时的社会上，婚姻的缔结常常是基于经济上的盘算。姑娘的嫁妆是新婚夫妇婚后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因此，没有嫁妆的姑娘很难出嫁。这样，教会又有了一批施舍对象，庇斯托亚的圣亚科波修道院每年都提供200佛罗琳给穷家姑娘作嫁妆；切波教会医院每年也要提供100佛罗琳作这种用途。除此之外，教会还有诸如给囚犯送食品衣物等多种方式的施舍，通过这些慈善事业来加强教会与世俗社会的联系，以挽救教会日益衰败的声誉[④g]。在日常讲道中，教会对各种社会问题更加关注。这方面以锡耶那的圣伯尔纳迪诺最为典型，他是法兰西斯派的修士，在15世纪上半叶活跃于整个中部意大利，他对世俗社会各方面的问题都非常关心，“孜孜不倦地考察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详细情况和它们所牵涉到的道德法则……并就契约、赔偿损失、公债和女儿应分的财产这类问题作晨间讲道”[⑤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