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宗教活动侧重于外在表达方式。就一般情况而言，大多数俗人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神学教育，并不具备高深的神学素养。因此，他们的宗教活动主要通过各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方式来实现。如前所述，兄弟会安排的领圣餐、忏悔、斋戒、“鞭笞”和“赞颂”的游行，都是一些具体的活动，会员就是活动的直接参加者，他们按照一定的规范和步骤完成各种仪式，完成仪式过程本身也就是其宗教信仰的表达，这种表达是浅层次的外在方式，但却是有效的方式，广大俗人正是通过这种不断重复的简单方式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
    在这种注重外在表达方式的宗教活动中，各种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东西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城市的大环境来看，基督教的表征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教会的象征物和纪念物随处可见；街头巷尾都有基督殉难像和供着烛光的圣母像；小而残破的教区教堂和宏伟高大的修道院也是比比皆是”[⑤k]。在兄弟会的活动中，各种具体形象化的象征物成为宗教活动不可缺少的道具，一般兄弟会的法规都要求强调其统一的象征，诸如保护圣徒、聚会场所、徽章和圣迹等。每一个兄弟会都有区别于其他兄弟会的徽章、制服和帽子，如佛罗伦萨的天使报知兄弟会员穿白色长袍，腰系麻带，帽子上缀有报喜天使的徽章，该会的珍贵纪念物上都饰有佛罗伦萨城的象征--百合花。圣玛利亚兄弟会员的穿着是红色长袍上饰黄色的十字架。圣塞巴斯蒂安兄弟会的装饰更为复杂，会员头戴荆冠，荆冠下悬十字架，荆冠上还缀有圣塞巴斯蒂安殉难的标记，一支被利箭穿透的手[①l]。每逢宗教节日，在城里举行的大规模游行队伍中，圣迹、圣像、十字架、旗帜等各种象征性的纪念物更是多不胜数。各类教堂里的装饰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圣器、圣迹、雕塑和绘画。即便是个人私下的祈祷，所面对的仍然是传统的圣像画和基督受难的小雕像。当时艺术工匠的大部分工作都与宗教有关，他们接受教堂委托，为教堂绘制壁画、制作雕塑和装饰教堂，也为俗人绘制圣像画，据彼得·贝克尔统计，在1480年代签有日期的绘画中，95%都是宗教题材[②l]。艺术工匠所制作出的大量宗教题材的作品，在宗教活动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以形象化的方式为基督教神学提供了图解式的说明。
    （三）宗教活动也是市民的交往娱乐活动。城市的宗教活动一方面满足了广大俗人的宗教热情，为其精神上的终极归宿安排了出路；另一方面，也为城市居民的交往和娱乐提供了机会和场所。一般星期日的弥撒，居民都前往教区教堂参加，宗教仪式之余，人们便可私下议论时政，交流从外地传来的各种消息，甚至谈几桩买卖[③l]。在重要的祭日还要进行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如在复活节前三天的星期四，一般兄弟会都要进行表现犹大背叛，最后的晚餐和基督为其门徒洗脚的仪式，兄弟会会员在仪式中分别扮演各种角色[④l]。实际上，这种由会员扮演角色的仪式本身就具有表演的性质，他们通过这种表现宗教虔诚的仪式亦能够领略表演的乐趣。丹尼斯·海颇有见地地指出，“兄弟会体现了人类乐于交往的倾向，在他们的游行和集会中，在他们生与死的高潮时刻都反映他们那种表现集体乐趣和集体虔诚的愿望”[⑤l]。
    在全城居民参与的宗教节日里，有许多表演活动。在游行队伍中，有化妆表演，如小天使簇拥着圣像和圣物，背负十字架的基督等，萨沃那罗拉在他的《十字架的胜利》一书中描述过一次游行队伍的凯旋车，“基督高坐其上，头上是三位一体的光环，左手持十字架，右手持新旧约；他的下面是圣母玛利亚；两侧是教会的殉道者和手执打开书本的先知；其后是得救的众生”[⑥l]。在纪念活动中还有戏剧表演，如1482年，在维泰尔博的基督圣体节时，游行队伍经过的街道两边搭起了很多舞台，“当游行队伍通过时，舞台上就表演简短的历史剧和寓言剧”[①m]。此外，在各城市的宗教节日里还要举行赛马、赛跑和比武等活动。
    总的来说，在城市各种宗教活动中，城市居民交往和娱乐的成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耗资巨大的宗教游行和集会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教会通过宗教祭日的主题维持了基督教在精神领域内居主导地位的传统。另一方面，宗教游行和集会又以其表面繁复而实际简单的图解化方式适应了广大城市居民对具体形象易于接受的简单化倾向，让他们能够在设定的“宗教的”环境中宣泄其宗教热情，同时又得到了娱乐。实际上，在当时城市里，重大的宗教纪念日也就是全城居民的盛大节日，宗教纪念日同世俗节日的活动内容在很多方面都很类似，有的宗教纪念日本身就是城市重大事件的纪念日，只不过被冠以圣徒名称罢了，如威尼斯的圣朱斯丁纳节是纪念威尼斯在勒班多海战中战胜土耳其人[②m]，佛罗伦萨的使徒巴纳巴斯节则是庆祝佛罗伦萨在坎帕弟诺的大捷[③m]。在这些宗教纪念日中，娱乐活动对广大市民来说已是不可或缺，1431年，维琴察政府认为圣荆冠节中的赛马和妇女赛跑过分喧嚣，决定用向圣科罗拉修道院敬献银灯和银冠来取代赛马和妇女赛跑，但维琴察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样会使节日“整天都严肃庄重”，结果，政府只好取消命令恢复了赛马和赛跑，“以使全天都欢欣快乐”[④m]。从活动参加者行为的角度看，这些宗教活动的形式是“宗教的”，但内容却是宗教体验和尘世享乐同时并存，活动参加者对宗教情感的体验并不排斥其对现实生活的享受。同时，宗教活动参加者的身份、地位及其当时处境的不同，他们参加活动时的心态和表现也有差别。这种虔城与放纵、节制与享乐多种因素同时存在于宗教活动中的文化现象正是反映了中世纪向近代过渡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的时代特征。
    三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宗教生活的状况和特点等问题作出以下结论。
    文艺复兴史的研究者在论及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特征时，一般都以“世俗化”这一概念来概括，然而对“世俗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往往又语焉不详，特别是对“世俗化”在宗教生活这一个层面如何体现也没有一个恰当的解释。在一个大部分人口都是基督教徒的基督教社会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诸般行为都与基督教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精神上则更没能完全超越基督教的范畴，如果把“世俗化”仅仅理解为“非宗教化”，亦即“非宗教的”才是“世俗的”，那就不免过于简单化和程式化了。
    我们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世俗化并不能完全看作是世俗世界取代宗教世界，在当时，宗教生活在社会生活中仍占有很大比重。在城市宗教生活这一层面上，宗教的世俗化应该理解为一种宗教生活的普遍化和大众化，这种普遍化和大众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从教会方面看，在社会转型的冲击下，教会呈现出复杂的变化，在一般教士和修道士信仰普遍衰落，价值观念更趋向普通俗人的同时，教会在其精英分子的倡导下，由只重禁欲苦修和独自对神学的思考转向注重社会的实践，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宗教生活，在宗教活动中以各种方式适应世俗社会的普通大众，如圣伯尔纳迪诺等人讲道的内容并没有高深的神学理论和抽象的概念，他们所涉及的都是现实生活中非常具体的事物。为了增强讲道的效果和吸引更多的听众，他们讲道时也不使用拉丁语，而是采用俗语讲道。在宗教纪念日里，教士的游行队伍同俗人一样色彩绚丽，豪华的法衣和铮亮的银圣器与俗人的队伍争奇斗艳，明显地表现出对世俗生活的认同感。教会在文化上这种由“雅”到“俗”的转化过程，也就是宗教的普遍化和大众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