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治维新和近代军国主义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提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之大口号，虽然促使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摆脱了落入殖民地的命运，但也使日本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跻进了列强的行列。明治维新同时也为日本军国主义铺平了道路。
    1、“文明开化”与近代军国主义
    “文明开化”具有资产阶级社会启蒙运动的性质，它希望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榜样，使日本迅速资本主义化。然而明治政府兼收并蓄，把西方的消极东西也吸收进来。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为目的的岩仓县视使节团，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他们认识到“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无不超绝东洋，将此文明之风移入我国，以使我国迅速进入同等化域”（见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之研究》）。要求日本加入西方列强。出访期间，他们对欧美各国的军事，尤其是德意志克虏伯军火工厂感兴趣，认为日本要以德国为榜样。此后，日本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同德国军国主义有不解之缘，堪称一对孪生兄弟。
    兴办教育是文明开化的重要措施之一，它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日本的近代教育却走向邪路，它是以军国主义为核心的。其主要特点是“三位一体”的军国主义教育，把学校、家庭、社会都纳入其轨道。1890年在山县有朋策动下，元田永孚以天皇名义发布“教育敕语”，加强了军国主义教育，它要求全体“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一旦遇有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教育敕语》不仅是各类学校的最高规范，也是国民教育和精神生活中的最高规范。此后，军国主义者一直把它当作圣旨进行贯彻和宣传。在社会教育方面，军国主义者对军人进行军国主义教育。就在日本建立近代陆海军的1882年，明治天皇直接发布了教育全军的《军人敕语》，它首先强调日本军队由天皇亲自统帅，“皇军”要遵守“忠节”、“武勇”。他们重视“在乡军人”的作用，通过“在乡军人”对臣民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使这些“在乡军人”成为军国主义的义务教员和鼓动者，从而使整个社会兵营化。一旦发动对外战争，这些“在乡军人”和臣民随时都可以被拉到战场上去。在家庭教育方面，军国主义者通过宗法统治，贯彻《教育敕语》中的“孔孟之教”、“纲常伦理”，更是强调对天皇的“忠”，通过在家尊长达到在国尊君的效果，以维护家长制的天皇统治，维护天皇的神威和军事统治大权。对学校教育，日本军国主义更是重视。日本国民把天皇当作神的子孙来崇拜，对他无条件的服从，尤其在战时把忠于天皇而战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光荣。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青少年思想里深深地培植了为天皇而死是光荣的思想。为了把青少年培养成军国主义的奴仆，他们设立了军事学校，这些学校向学员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然而更主要的是在国民中进行军国主义教育。在这方面，军国主义特别重视对教科书（特别是对历史书）的编辑工作，把军国主义思想溶进中小学教科书中。文部省通过历史课本的编审工作起了急先锋的作用。1890年标志日本天皇制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确立的“教育敕语”发布以后，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强对教科书的控制。“国定教科书”以“教育敕语”为指导思想。1911年再次修定的“国定教科书”，突出渲染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鼓吹皇道，灌输忠君爱国。通过教科书的编辑工作，把军国主义思想塞进教科书，使青少年幼嫩的心灵蒙上了战争乌云，从而为天皇制战争提供了不断的兵源。
    这种“三位一体”的教育制度是与儒学教育紧密相联的。儒学教育在军国主义形成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1881年天皇侍讲元田永孚以“圣旨”名义发布《教学大旨》，规定以灌输儒家思想为教育中心，以“仁义忠孝”为精神支柱，要求臣民在家作“孝子”，在国作“忠臣”，其实质是把孔孟学说当作宗教强迫人民信奉，以控制青少年一代。军国主义还把儒学当作发动侵略战争的遮羞布，以“正义”、“王道”、“仁爱”的美名掩盖其侵略行径，与儒学教育紧密相联，即是利用神道、靖国神社等形式来为军国主义服务。军国主义利用《大事记》、《日本书记》中的神话，把日本称为“神国”、“天孙民族”，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明治政府以“祭政一致”相标榜，创造出神道宗教。为宣扬国家神道，1869年按天皇意旨在东京设立“招魂社”，1879年改称“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为维护天皇制，驱使人们参加侵略战争，为实现“八纮一宇”的理想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靖国神社成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它把东乡平八郎、乃木希典、广濑武夫等奉为“军神”、“英灵”世代祭奉，以宣扬军国主义。军国主义者重视儒学，神道、靖国神社，是为了从意识形态上控制人们。
    2、“殖产兴业”与日本近代军国主义
    “殖产兴业”的提出，对于维护民族独立具有进步意义。同时，它也决定了嗣后工业发展的形态。即日本的工业化一开始就同军事紧密相关。因此，日本发展近代工业，是为对外扩张奠定基础的。
    在“殖产兴业”的口号下，明治政府运用国家力量，大力发展国营工业，其中以军事工业为主，结果造成军事工业畸形发展。明治政府成立以后，接管了旧幕府所属军事工厂，到1877年改组成两个陆军工厂（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和两大海军工厂（横须贺海军工厂和筑地海军造兵厂）。1880年前后，这些兵工厂不仅成为日本国产机械的主要生产基地，而且能成批生产枪械。明治政府把这些军事工业放在主导地位。根据《帝国统计年鉴》的国营军需工厂和民营工厂发展比例可以看出：国营工厂每一工人分配的马力数都比同时期的民营工厂的要多，并且从1899-1909年都在逐年增加，其发展规模是其他部门所望尘莫及的。甲午战争前夕，一般民营工厂职工人数为28万多人，到1906年增长到61万多，增加一倍多。但同时期陆海军职工人数则从9千多人增加到近9万，增长近10倍，陆海军工厂的动力增加46-50倍。同时迅速改进军备以适应扩军备战的需要。
    明治政府在大力发展国营军事工业的同时，还大力扶持财阀资本主义的发展。1880年以后，明治政府决定把大部分国营企业以廉价“处理”的方式转让三井、三菱、澁泽荣等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资本家，同时还给资本家贷款，重点企业则给予补助。最典型的例子是三菱公司。该公司同政府勾结取得了不少特权。1874年入侵台湾时，明治政府要它负责军事运输，把13只美式轮船交给三菱，战争结束后无偿交给三菱，并决定从次年起连续14年每年补助三菱公司25万日元。1875年三菱又接受日本邮船17只，西南战争时又获巨额补助，迅速成为东洋第一海运公司。这样的“政商”受到了政府的优待，对政府也就俯首听命，特别在军事战争方面更是效力。
    在“殖产兴业”的方针下，日本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为军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换句话说，军国主义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