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武士道与日本近代军国主义
    武士道是日本独有的、影响时间长、程度深的道德规范。到了近代则成为日本军人教育的反动核心，把军队严格控制在军国主义者手中。
    武士道原是日本封建武士应尽的一种义务和职责。在朱子理学的影响下，用法律的形式将封建武士的思想、作风和行为准则固定下来，形成完整的武士道。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强调主从关系中的“忠节”，武士必须无条件地忠效自己的领主，领主对家臣有生杀予夺之权。后来领主与武士的关系发展为天皇与军队的关系，军人必须遵守。第二，强调“武勇”，武士必经练武习艺，以杀伐为“荣”，勇为君主卖命，而且还要有自杀的勇气；为了殉君主之死，为了挽回武士战败的耻辱，武士必须勇于“切腹”。这种恶习，使后来军人死心踏地为天皇卖命。第三，强调崇拜日本刀，将之视为武士道精神的物质表现，视为武士道的灵魂，宣扬日本刀不见血，不算一个武士，这就使后来日军拚命地去杀人。第四，强调宗教迷信，武士必须敬神信佛。这就使得以杀伐为职业的武士在宗教鸦片下，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第五，强调“礼仪”，按照武士集团内部的等级制度制订“礼法”加以管束。
    明治政府经过一系列改革，基本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但由于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不得不和封建武士势力相勾结，使得封建武士在明治政府中掌握了重要特权。于是，在日本近代社会中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造成天皇制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其中，封建武士道几乎被全部保留下来。因为明治统治者发现武士道有利于巩固统治、控制军队，更便于驱使新时代的“武士”去进行侵略战争。1878年，陆军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戒”：用武士道精神强迫军队必须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并说军人的根本在于“忠诚”、“勇敢”、“服从”。为了加强控制军队，1881年建立了严酷的宪兵制度，在此基础上又于1882年发布“军人敕谕”，重申军人要严格遵守武士道。这样，武士道就成为军国主义的灵魂，一方面维护天皇的权威，一方面紧紧控制军队使之为天皇的战争卖命。
    五、国内外形势与日本近代军国主义
    明治维新前夕，亚洲形势风云变幻。中国开始走向半殖民地深渊，日本也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因为自开关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日本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受损伤的民族感情往往成为军国主义、沙文主义的土壤。日本军国主义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日本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被天皇制国权主义给偷换了，伸张“国权”的侵略战争被蒙上“民族独立”的“正义”的面纱，就连甲午战争竟然受到许多热爱“和平”的人的支持，而且还被当作“正义”的战争。
    面对民族危机，明治政府一方面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取得与列强同等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屈服欧美的同时，又怀着与欧美相等的心理，侵略弱小国家以寻找屈服于欧美的经济、政治和精神上的满足。这即是明治政府实行的“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的政策，对西方列强采取软弱主义，对邻国则采取强硬主义。早在1855年吉田松阴就说过：“在同俄国、美国签订和约以后，不要自己弃义，失信夷狄，要严守规章，加深信义，乘机积蓄国力，夺取容易占领的朝鲜、满洲、中国，这样在交易上输给英美的东亚将从朝鲜、满洲的土地上取得补偿。”
    对西方列强的软弱屈从，换来了它们的支持。1871年日本政府要占琉球，美国首先予以承认。随后，日本策划侵略台湾，美国派熟悉台湾的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日外务省顾问。甲午战争时，英国要求清政府把朝鲜交给日本，德国驻日公使也对日本说：“必须给（中国）以当头一棒。”战争中美国官方舆论都称此为“义战”，认为“日本人的成功，无异于美国弟子的成功”。日本有了列强作后盾，便有恃无恐。从明治初年起，发动一系列对朝鲜、中国的战争，在军国主义道路上，大大加快了步伐。福泽谕吉等人提出“脱亚入欧”论，要求日本加入西方列强之列。对弱小国家的强硬使日本得到了大量好处，夺取了大量原料、粮食和财富。1877年对台战争获得白银50万两。1886-1893年输入日本的黄金68%来自朝鲜。甲午战争的胜利又使日本获得2亿两白银，使日本资本主义飞跃发展。对日本军国主义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所冶金工厂八幡制铁所，就是靠甲午战争对中国的掠夺而建立的。对外战争给日本军国主义带来极大“好处”，而这些“好处”，又吸引着新的侵略，二者互相促进。
    如果说民族危机对日本军国主义是一种外部刺激的话，日本本身固有的一些矛盾则从内部使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明治维新使日本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国内市场狭窄，而西方列强又控制了一部分市场，这样邻国的原料市场、商品市场对日本资本主义产生了极大的魅力。为了得到原料市场和商品市场，日本便走向了侵略道路。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国内矛盾。这就是说，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引起的各种矛盾迫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从此以后便出现了向海外扩张的热潮。
    此外，军部独立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化，它把日本推入军国主义的深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