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以下述几种情况为例考察一下政党政治时期政党内阁的状况，就会发现它在许多方面不是严格按着立宪政治的原则运行的。
    从普选法的制定与实施上看。1925年3月在议会审议普选法时，护宪三派内阁的若槻法相曾说过，普选法并不是以民主主义为基础的，而是由于国民的知识和政治能力有了提高而让他们广泛地分担政治上的责任。[①e]正因为如此，普选法本身以及它的实施才有不少非立宪的因素。
    首先，它不是彻底的普选。尽管它取消了纳税额的限制，但妇女无选举权，“因贫困而在生活上接受公私的救济或援助者”也无选举权。最初护宪三派内阁提出的普选法案中只是将“生活上接受公费救济者”作为选举资格的限制对象。而在枢密院和贵族院审议时才将公费改为“公私”，并将其范围扩展至接受“援助者”。其目的是限制选举权的扩大。事实上，按普选法，全国人口中有选举权者占19.4%。与欧美一些国家相比，这个比例还是较低的。当时有选举权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德国、英国和美国分别为60%、50%和42%。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国家的妇女已获选举权。[②e]
    其次，选举完全被置于官宪的管理与监督之下，即选举由内务省地方局管理，由内务省警保局负责监督。这样，加上官选的府县知事，政党内阁就可以对选举横加干涉。例如，在1928年2月的大选中，政友会中内阁由铃木内相任事实上的选举总指挥，以山冈警保局长为主任参谋，插手选举，大肆干预。
    从政党内阁的组成与更迭上看，按明治宪法及有关法规，首相与各省大臣的职责是就各自负责的国务事项“辅弼天皇”，并无连带责任。首相无权罢免各省大臣，为统一各大臣辅弼的国务事项而设阁议，而阁议应全面一致，如果阁僚反对首相式内阁方针，而又不提出辞职，即为内阁不一致，此时内阁就要总辞职。而继任内阁的首相应由元老推荐。政党政治时期的7届内阁中，执政党虽说都在议会中居多数。但是，严格地按立宪政治原则，即因执政党在大选中失利或因在野党的不信任案被通过而辞职的一个也没有。7届内阁辞职的原因大体三种。一是内阁不一致（第一次加藤内阁、第二次若槻内阁）。二是首相的病亡或遭暴力暗杀（第二次加藤内阁、滨口内阁和犬养内阁）。三是特权专制势力的干预（第一次若槻内阁、田中内阁）。内阁辞职后，也都是按惯例由元老推荐继任首相而组阁上台的。这当中，元老的意志与好恶至关重要。例如，护宪三派内阁成立后不久出现了宪政会（有152个议席），政友会（有139个议席）和政友本党（有111个议席）三党鼎立的局面。1925年7月当护宪三派内阁因内阁不一致而辞职时，政友会与政友本党商定合作，欲联合组阁，但因元老西园寺的反对而失败。
    从政党内阁依然受到军阀官僚机构的极大牵制上看。这方面以第一次若槻内阁的下台最为典型。1927年3月14日，若槻内阁藏相片冈在议会上就“整顿震灾期票”发言时，[①f]出言不慎，称“渡边银行或将停止付款”。次日，渡边银行被包围，被迫停业。东京、横滨等地的许多二流银行也相继歇业，由此爆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23日，议会通过决议，发行公债以救济震灾期票持有者。4月，铃木商店因台湾银行拒绝向其贷款而被迫停业。台湾银行也遭挤兑濒于破产，与铃木商店及台湾银行有往来的一些银行也不得不停业，金融危机冲击全国。4月13日，若槻内阁的枢密院提出以2亿日元为限，由国库补偿，救济台湾银行的紧急敕令的提案。17日，枢密院以“违反宪法”为由否决了这一提案。于是，第一次若槻内阁便在专制的官僚机构--枢密院的蛮横干预下宣布总辞职。
    由此可见，“宪政常道”下的政党政治并不是彻底的立宪政治原则下的政党政治。它的确立尽管是以近代天皇制两重性中专制统治的比重严重削弱，立宪、民主的比重增强并占优势为前提的，但是，它并未打破近代天皇制即明治宪法体制的框架。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政党政治确立的同时，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也逐步兴起，30年代初达到高潮。1931年9月，军部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并以此为契机，加紧推进法西斯化。1932年5月15日，陆海军法西斯主义分子袭击首相官邸、警视厅、政友会本部等，杀死犬养首相。这就是震动日本的“五·一五”事件。5月20日，政友会推举铃木喜三郎为新总裁，着手组织继任的政友会的内阁。但是，军部坚决反对组成政党内阁，并以可能再次发生流血事件相威胁。最后，经元老西园寺的推荐，海军大将斋藤实于5月26日组成了包括军部、官僚和政党在内的所谓“举国一致”的内阁（亦称“中间内阁”）。这样，以“五·一五”事件为标志，政党政治宣告结束。日本法西斯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日本政党政治崩溃的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下述几点。
    第一、时代的趋向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频繁的危机、冲突、革命和战争的时代，当世界资本主义陷入全面危机，社会动荡不安时，垄断资本主义原有的统治形式与手段已难于应付和克服危机，已无力完成稳定统治和实行对外扩张的使命。这时，最为迫切的就是为垄断资本摆脱危机寻找出路。这个出路就是抛弃在危机面前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民主制为核心的原有的统治形式，转而采取极端的即全面专制的极权主义的统治形式。于是，法西斯主义应运而生，并迅速在具有浓厚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影响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崛起。
    日本在一次大战后，经济危机接踵而至，继震灾危机（1923年）、金融危机（1927年），1930年的大危机使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跌入深渊，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日本资本主义已陷入全面危机。面对着这种局面，日本政党政治这样一种原有的统治形式束手无策，已无力挽救和摆脱危机。正如当时舆论所抨击的那样，日本政党政治“已经使国民厌倦，进而令人憎恶，其原因一是腐败，二是无能”，“与最初国民对议会政治的期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1932年1月3日《东京朝日新闻》）。[①g]
    政党政治的腐败集中在选举中的舞弊与违法以及政党干部的贪污受贿上。如政友会和民政党为了获取和维护政权，不惜功本，大搞金钱选举。选举费最多时，民政党达300万日元，政友会为500万日元。[②g]选举中的违法行为也层出不穷。1928年和1930年选举中因有违法行为而被起诉者分别达8747人和17124人，增长了一倍。政党干部贪污受贿事件屡有发生。如1926年政友会干事长岩崎勋和宪政会总务箕浦胜等人在大阪松岛花柳街迁移工程中，接受本国房地产公司巨额贿赂事件以及政友会的小川平吉（曾任铁道相）和民政党的小桥一太（曾任文相）的受贿事件，都是轰动一时的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