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的无能主要表现在民政党的紧缩财政和产业合理化政策的失败上。1929年7月民政党滨口内阁上台后，加紧压缩财政，推进产业合理化，并于1930年1月解除黄金出口禁令，企图以此抑制通货膨胀，降低生产费用，压低出口商品价格，提高国际竞争力，来摆脱日本资本主义面临的全面危机。但是，面对着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与陷于崩溃的金本位世界体制，产业合理化和扩大出口已无任何指望。而且，这个政策又是以牺牲广大民众，特别是中小工商业者、自耕农、工薪生活者等中间阶层的利益为前提的。结果生产萎缩、失业者剧增、民众的生活更加贫困，而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却乘解除黄金出口禁令之机大量抛售日元，抢购美元，大发横财。政党的无能，使政党政治威信扫地、丧失民心，社会上的反政党情绪与日俱增。而日本法西斯主义势力则抓住这一时机，大肆攻击政党政治，鼓吹“财阀政党祸国论”，宣扬“当今日本的万恶之源是财阀与政党的勾结”，[③g]政党“争权夺利”，贿赂成风，害民亡国”。[④g]同时，制造恐怖事件，策动政变，以铲除政党政治，为日本法西斯化扫清道路。
    第二，施策的自毁性。政友会和民政党虽然提出“招牌政策”，以取悦民心，拉拢选民，但实际上它的施策方针是“党利第一”，“政权第一”。为了击败政敌，获取政权和维护政权，可以把立宪政治的原则抛到九霄云外。如1928年，在第55次特别议会上政友会田中内阁提出的“治安维持法修改案”，规定“对以变革团体为目的结社行为处以死刑和无期徒刑”，同时把“为了达到结社的目的的行为”列为处罚对象。[5g]又如，1928年2月进行普选法实施后的第一次大选，政友会田中内阁的铃木喜三郎内相为选举战的需要，竟在选举当天公开散布“议会中心主义顺应民主主义思潮，与我国团体不相容”的言论。再如，1920年4月以后，已当民政党滨口内阁围绕伦敦海军条约与军令部及右翼势力发生对抗，维护立宪原则时，政友会总裁犬养等人却在议会上站在军部一边，就所谓“侵犯统帅权”问题，攻击民政党。
    凡此种种，无疑是一种自杀或自相残杀的行为，是自我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政党政治是自毁而亡的。
    第三，体制的制约性。如前所述，日本政党政治的确立和发展都是在明治宪法体制的框架内进行的。这种体制上的制约使日本政党政治产生了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与军阀官僚专制势力根本利害的一致性以及对军阀官僚专制势力的依属性。众所周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本主义是依靠近代天皇制发展起来并迅速走上军阀主义道路的。这种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就决定了日本资产阶级与近代天皇制机构中的军阀官僚专制势力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它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脱离军部等专制机构的庇护而独立发展。因此，资产阶级在日本近代民主化进程中追求的只是要挤入政权中枢，确立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政权机构内部的格局，即改变近代天皇制两重性中专制统治的成分压倒立宪、民主的成分的状况。可见，日本政党政治的确立不是以打倒军阀官僚专制势力为前提的，更不是以摧垮明治宪法体制为前提的。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政党在与军阀官僚专制势力对抗的同时，往往与其妥协，甚至局部地依存，以图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例如，在对待“治安维持法”的态度上，资产阶级政党完全听命于藩阀专制势力，与其妥协，在制定普选法前就在议会上通过此法（1925年2月19日）。并据此加强对工农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镇压。这充分表明资产阶级政党与军阀官僚专制势力根本利害的一致性。在对待枢密院的态度上，口头上空喊“改革”，而私下里往往与其勾结并依靠它。例如，1927年4月，政友会为了搞垮宪政会第一次若槻内阁，就与一向反对政党政治的枢密院副议长平沼骐一郎和枢密顾问官伊东已代进行幕后活动。最后，若槻内阁被迫下台，政友会倒阁成功。在对待军部方面也是如此。除了进行一些有限度的裁军外，“改革军部大臣武官制”完全流于形式，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当军部和民间法西斯主义势力大肆掀起军国主义的狂热时，声名狼藉的资产阶级政党成为众矢之的。政友会和民政党为了自身的生存愈来愈向军部的“强硬外交”路线靠拢。其中以政友会最为积极。政友会的森恪和民政党的安达谦藏等亲军部和亲法西斯主义的势力。甚至积极策划两大党携手成立“联合”的“举国一致”的内阁，以换取军部的理解与支持。政党内阁从高喊“改革军部大臣武官制”到亦步亦趋追随军部充分显示出日本政党政治依存于军阀官僚专制势力以求生存与发展的特性。尽管如此，军部和法西斯势力还是通过暴力行动，埋葬了长达八年的日本政党政治。
    注释：
    ①a大正，日本大正天皇嘉仁在位期间（1912-1926）的年号。大正民主运动指大正时期的民主运动和思潮。1912年底和1924-1925年的护宪运动是大正民主运动的两次高潮。
    ①b远山茂树等编：《近代日本政治史必携》，岩波书店1982年版，第161页。
    ②b《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十五卷，近代2，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268-269、323页；三宅一郎：《日本内阁的政治、社会的构成》，见《京都大学人文学报》，第24期，第220页。
    ③b信夫清三郎：《大正民主史》第一卷，日本评论社1967年版，第66页。
    ④b敕令官由内阁会议决定，再上奏天皇；奏任官由首相及各省大臣奏请，由内阁批准，两者皆为高等官吏。
    ①c远山茂树：《近代日本政治史必携》，第161页。
    ①d《日本近现代史辞典》，东洋经济新板社1978年版，第930页。
    ②d粟屋宪太郎：《昭和的历史（6）·昭和的政党》，小学馆1983年版，第182页。
    ③d升味准之辅：《日本政党史论》第五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版，第244页。
    ④d粟屋宪太郎：《昭和的历史（6）·昭和的政党》，第96页。
    ⑤d近代日本研究会编：《政党内阁的形成与崩溃》，山川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①e木山正夫：《日本选举制度史》，九州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78-79页。
    ②e木山正夫：《日本选举制度史》第87页。
    ①f震灾期票是包括以震灾地为付款地的期票、当时在震灾地没有营业所的企业所开具的期票和由其支付的期票。
    ①g转引自伊藤之雄：《大正民主与政党政治》，山川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
    ②g升味准之辅：《日本政党史论》第五卷，第268页。
    ③g荣泽幸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教育社1981年版，第147页。
    ④g社会问题资料研究会编：《国家主义团体的理论与政策》，东洋文化社1971年版，第52、53页。
    ⑤g松尾洋：《治安维持法--镇压与反抗的历史》，新日本出版社1976年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