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座照亮世界的“山颠之城”
    清教徒是北美早期移民潮中的主流，建立一个为世人所仿效的社会的理想伴随着他们来到这块大陆，“他们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模范的基督教社会来为真正的信仰而战。”〔10〕这是他们的初衷，也是他们多少年来不懈追求的一个目标。当约翰·温斯罗普带着那批摆脱了宗教迫害的新教徒终于找到了实现自己信仰的理想场所时，他不无感触地说：“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11〕当这些移民的始祖们终于克服和战胜了大自然带给他们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障碍时，这种固存于他们思想中的“使命”感必然会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决心在这块新土地上进行神圣的实验，建设一个受世人敬仰和效仿的“理想王国”。布雷福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清教徒在艰苦年代的遭遇，他们欲要承担特殊使命的情绪充斥于字里行间。早期移民虽然摆脱了故土的宗教迫害，但依然以“生来是自由的英国人”而自豪，也就是说第一代清教徒在心理上仍然是以英帝国为核心的，他们无不希望在北美大陆的成功来促使国人的觉醒，改造母国，进而复兴整个世界，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一支加尔文派的国际突击队。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座‘山颠之城’，并以此向世界，特别是向英国人显示一个神圣共和国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秩序。”〔12〕尽管这种设想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而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但建立一座“山颠之城”以昭示世界的使命却在移民中间深深地扎下了根。美国一直宣称在国外拥有一种特殊使命，其根源也源于此。诚如丹尼斯·博斯特德罗夫指出的那样，美国的“使命神话起源于我们清教徒祖先，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根据这种神话，美国有一种道德义务，即作为一个楷模服务于世界其他国家，以此鼓励全球范围内的自由。”〔13〕
    早期移民建立一个全新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些著名人士的系统阐述。爱德华·约翰逊在一本影响颇大的书中详细阐述了新英格兰人在尘世注定承担的使命，认为新英格兰殖民地的目的“已被确定为让山颠之光比起世界上最高山峰都更为光彩夺目。”〔14〕18世纪上半期北美大觉醒运动的宗教领袖乔纳森·爱德华兹认为北美的发现和开拓是上帝的旨意，其目的就是创建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把北美大陆的发现说成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因此，北美的发现乃是一种神圣力量的体现，而北美的昌盛也无疑有助于上帝事业的完成，正是在这里，“上帝将要开始对地球上可居住的地区进行变形更新，即一种以激进的新的宇宙秩序为标志的更新。……因此，北美的未来不仅是其自身的未来，也是人类的未来，世界的未来，甚至是宇宙的未来。”〔15〕爱德华兹主要从宗教复兴角度来宣讲布道，目的在于促进国人的觉醒，革故鼎新，再创清教在北美大陆的辉煌。他以虚无缥缈的宗教语言为这块大陆履行特殊“使命”设计了一个宏伟的蓝图，对于启迪人们的思想意识无疑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北美移民始祖们建立世人所敬仰和效仿的“山颠之城”，最初显然宗教的成份大于现实的考虑，但作为他们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却在北美大陆这块土壤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当北美大陆的开拓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时，这种由第一批移民带来的观念便更为加强，逐渐融合进了美利坚民族意识形成过程之中，这大概就是美国“例外论”产生的历史渊源。“例外论”固然主要说明美国的发展与众不同，但更重要的是体现出美国优于他国之上而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楷模”的观念，也就是美国以其独特的经历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指路星辰”。丹尼尔·贝尔在一篇论文中探讨了美国“例外论”的含义，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说，所有国家都是独特的。但是例外论的思想……不仅设想美国始终不同于其他国家，而且设想在模范（山颠之城）或众国之灯塔的意义上来说是例外的。”〔16〕汉斯·科恩把北美殖民地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的基础说成是“一种使这个新国家在地球各国中鹤立鸡群的思想”，“北美的英国殖民地似乎被自然界和该时代的哲学家所预先确定为一场伟大的实验。”〔17〕这种观念在美国立国后更为明确地体现在政府的对外关系上。
    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之后，国家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代表其整体利益，国家的安全与发展除了依赖内部的自身条件外，与外部关系同样重要。当然美国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南北无强敌，东西又有两洋屏障，国家可以专心致力于在北美大陆上发展，当时既无实力，也无必要把触角伸向两洋之外，但美国并不会放弃它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特殊作用的愿望，这样“山颠之城”所包含的基本取向便在美国许多决策者的思想中反映出来，他们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把他们国家的经历看作是为世界其他国家指明了一条发展道路，美国只是作为一个“范例”来完成它所注定承担的使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1789年4月30 日在国会两院发表就职演说时宣称：“人们已将维护神圣的自由火炬和维护共和政体命运的希望，理所当然地、意义深远地，也许是最后一次地，寄托于美国民众所进行的这一实验上。”他在离职时还在告诫美国人，“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国家将称得上是一个自由的、进步的伟大的国家。它为人类树立了一个始终由正义与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且新颖的榜样。”〔18〕杰斐逊认为，美国将通过纯洁和完美的范例以及成为不幸者和受压迫者的避难之所而最好地服务于人类。“对杰斐逊来说，美国的实验明显代表了一种新的开端。殖民者愤然脱离欧洲，他们夸口说，十三洲殖民地对欧洲封建主义和专制或阶级划分和种族集团区别对待一无所知。美国的天堂是圣徒马太在其福音书第五章中记载的‘山颠之城’，向全人类召唤。〔19〕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说：“我们国家如果自身处理得当，将成为文明世界的自由工场，比任何其他国家对非文明世界贡献更大。”〔20〕上述这些人曾经以其睿智和行为影响了美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我们不敢妄断他们这一番话是否为发自肺腑之语，美国的“形象”从一开始就似乎超越了国家的“自我利益”固然不足可信，但美国决策者孜孜以求地树立美国这种“形象”的确反映出了在这块大陆上形成的一种文化价值观，他们无非是想把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明显区别开来，把原来北美是“上帝选择的新世界”转变成美国是“上帝选择的国家”，以其自身的发展和“完善”成为“照亮全世界人类命运之路的灯塔”。受这种心态影响的美国外交政策至少在很长一段时期使美国摆脱了大洋之外世界的纷争，专心致力于国内发展，为最终从领导世界的“形象”走向领导世界的“地位”奠定了物质基础。
    “山颠之城”是北美早期移民来到新大陆后面对着茫茫无际的荒野莽林而希望建立一个宗教理想国的表达，这种梦想并没有停留在虚幻的宗教语言上，相反却在北美大陆开拓过程中不断融合进了现实需要的成份，逐渐转化为生活在这块大陆上的白人移民所引以为豪的一种文化观念。其实，这种观念体现出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未必存在，但确实影响了美国人对自己或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或态度，诚如J ·斯帕尼尔所言：“美国人从其国家生活一开始就坚信他们的命运是--以身作则地向一切人传播自由和社会正义，把人类从罪恶之路上引导到人世间新的耶路撒冷。”〔21〕美国政府正是借助着这种固存于美国文化中的观念，把自己在现实中追求的自我利益沐浴在虚缈的“圣城”射出的光芒中。显而易见，美国的目标并不是建立全人类所仰望的“山颠之城”，而是欲要领导世界，这大概是这种文化观念所找到的最终归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