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1755年（乾隆二十年），清朝征服了准噶尔汗国，其余波波及周边地区，引起了多种问题。例如围绕准噶尔出现的“逃亡者”问题而引起的清朝与俄国的对立便是其中之一。更为严重的事态产生于外蒙古（喀尔喀）。首先可以举出的是，为了远征准噶尔，许多牧民和大量家畜被征用，送往准噶尔地区，从而使外蒙古的牧民极度疲敝。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征服准噶尔直接引起的“阿睦尔撒纳逃亡事件”导致了外蒙古事态的严重化，即当时受命护送对清朝抱有反感的阿睦尔撒纳自准噶尔前往热河的喀尔喀亲王额璘沁多尔济，由于允许阿睦尔撒纳逃走而被问罪，并在北京被处死。额璘沁多尔济不仅是外蒙古土谢图汗部有实力的贵族，而且是当时外蒙古宗教界、政治界颇具实力的第二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兄。因此，这一事件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事实上，额璘沁多尔济的被处死成为1756年青衮扎布之乱的直接导火线。而且，作为这些事件的继续还可以看到一个值得注目的动向，也就是其归属俄国运动，这是一次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外蒙古命运的运动。这样，18世纪50年代便成为外蒙古的重大转折时期。
    围绕着这一时期外蒙古由上述事件引发的诸多事件，前人进行了许多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对有关青衮扎布和阿睦尔撒纳等人的活动及其意义所作的论述①。而从正面论述外蒙古归属俄罗斯运动的论著则为数甚微②。因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对该运动的经过、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诸事件作一些探讨。
    先就与本文有关的史料作一些简单叙述。清朝方面的史料，特别是汉文史料，主要是《大清历朝实录》（世宗、高宗）、《大清会典事例》（特别是理藩院部分）、《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且为一般性史料。其它如陈箓译《蒙古逸史》③、著者不详的《番僧源流考》等书中也有一些相关的记载④。此外祁韻士《皇朝藩部要略》、魏源《圣武记》等书中也有若干记述，但不过是第二手史料而已。我想档案史料（不仅汉文，还有满文、蒙文）中也有，但有关史料⑤尚未刊行。关于蒙文史料，有佚名撰写的《哲布尊丹巴传》（1859年）⑥，噶尔丹《宝贝念珠》（1841年）⑦是第二手资料。
    在此问题上应予重视的是俄文史料。这一时期，俄国对外蒙古的形势也表现出强烈的关心，由于他们与外蒙古王公们的接触，留下了为数甚多的记录。不过，有关这些记录，特别是档案的公开刊行，迄今为止，俄蒙关系史料只出版到1725年⑧，因而成为探讨本文主题的极大障碍。不过，有关这一时期俄蒙关系、俄清关系的档案史料并非全未刊行。人们熟知的著作有班蒂什·卡缅斯基的《俄中两国外交史料1619-1792》（喀山，1882年）。但是正如该书名称所示，其内容毕竟是以俄清间的交涉为中心，而有关外蒙古的内部情况未能更多触及。更重要的有瑟切夫斯基的《1846年瑟切夫斯基给特洛伊茨克·萨夫斯基边界管理委员会的关于中国边界资料汇编的历史札记》载巴斯宁⑨编《莫斯科大学藏古代俄罗斯历史地理学会报告》“中国部分”二，莫斯科1875年，第1～292页⑩。此书集中引用了从1689年《涅尔琴斯克条约》（即尼布楚条约--译者），到根据《关于俄清国境规定的恰克图条约补充条款》（1768年缔结），在恰克图重开俄清贸易为止的这一期间俄清间交涉的许多文件，其中也包括许多有关当时外蒙古内部动态的文件，特别是还有当时色楞格斯克司令官与外蒙古归属俄国运动有关联的雅阔比的内容丰富的报告。在目前尚未刊布18世纪50年代俄蒙、俄清关系档案的情况下，这大概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史料集了。
    其它非史料性的著作，如波兹德涅耶夫的《库伦呼图克图及其古代与现代史纲》（圣彼得堡，1879年）和他的《蒙古及蒙古人--1892至1893年赴蒙古旅行的成果》（圣彼得堡，1896、1898年）二卷（11），也为我们了解当时哲布尊丹巴的动向和外蒙古的形势提供了重要的情报。
    二、第二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第二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724-1758）死时年仅34岁，但其一生却和哲布尊丹巴一世同样波澜迭起。他的父亲是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多罗郡王敦多布多尔济，其兄是亲王额磷沁多尔济。
    关于他的转世，人所共知的是《哲布尊丹巴传》中记载的传说。据此记载，第一代哲布尊丹巴死于北京黄寺之际，“喀尔喀第二王（即敦多布多尔济）及其随从询问哲布尊丹巴：‘将于何地再生呢？’答曰：‘喀尔喀第二王，请去找酉年生的女人商量吧’。达尔汉亲王将此上奏皇帝后便立即返回了自己的牧地，娶了和托辉特塔布囊达什一族中酉年出生的女子作了妃子”（12）。这个达尔汉亲王与这个女人所生之子便是第二代哲布尊丹巴。
    这位第二世的转世看来仿佛进行得很顺利，而实际上，据说围绕这一问题在外蒙古的王公之间曾引起争议。波兹德涅耶夫说，当时土谢图汗家族以外的王公也有要从自己的近亲中转世第二代（哲布尊丹巴）的意向。他亲耳听外蒙古喇嘛说，车臣汗、赛音诺颜部的达亲王、毕希尔图拜赛等人都在策划以自己的儿子充当第二代哲布尊丹巴，并向达赖喇嘛处派遣了使节（13）。这样一来，围绕哲布尊丹巴转世的争议在第三代呼图克图出世之际似乎又再度出现。波兹德涅耶夫说，他在外蒙古旅行时（19世纪末），土谢图汗部与车臣汗部不和的原因即在于此（14）。
    但是，这一事实在《清实录》等书中未能见到。波兹德涅耶夫说，他所依据的不是记录而是传闻（15）。乾隆年间在制定关于西藏、蒙古活佛转世的“金巴瓶掣签法”时，在有关的记载中，曾指出外蒙古各王公间的争议并加以劝诫。例如《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九七五（9a-10b）理藩院〈指认呼毕勒罕定制〉中有：
    谕。［中略］今藏内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呼毕勒罕圆寂后，俱令拉穆吹忠等作法降神，俟神附伊体，指明呼毕勒罕所在。拉穆吹忠既不能认真降神。往往受人属求、任意妄指。是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以亲族姻娅，递相传袭。近数十年来总出一家，意与蒙古之世职无异，以致蒙古番众物议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