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继承了普鲁士王国的传统，在政治上“封建主、容克地主与王室军人占着首要地位”。（注：《列宁全集》，第17卷，第182页。）根据1871年4月制定的帝国宪法，德意志皇帝（即普鲁士国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帝国会议的“召集、开会、延会、闭会权属于皇帝”，“建议并公布帝国法律及监督其执行之权属于皇帝”，“皇帝委派官吏，命令他们宣誓效忠帝国，并在必要情况下，命令他们退职”，“如遇联邦领土内有威胁社会安全的情况，皇帝可宣布国内任何地方处于戒严状态”。（注：《世界近现代史文献》，卷二，第一分册，第89页。）这就表明，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仅仅是“一个以议会形式装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单行本，第23页。）。1878年，俾斯麦为加强镇压工人运动，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可以不经法律手续而把所谓危险分子逮捕和驱逐出境。根据这一《非常法》，在10多年的时间内有1000多种书刊被禁止，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流放。《非常法》虽然在1890年被迫废除，但利用这种手段迫害革命者和一切进步力量的做法，却被后来夺权的德国法西斯党直接移植于“第三帝国”之中。德意志帝国的皇帝是封建专制的总代表，他要所有臣民对自己顶礼膜拜。例如，在1894年12月6日帝国国会会议上，当议长祝贺皇帝威廉二世身体健康和议员们站起来三呼“万岁”时，社会民主党党团议员仍坐着不动，被认为是侮辱陛下的行为，结果由柏林地方法院出面对卡尔·李卜克内西进行刑事追究。又如，1895年3月23日，普鲁士议会未能通过向俾斯麦祝贺80寿辰的建议，威廉二世得悉后“极为震怒”，声称“这个决定全是违背了德意志各邦邦君和各邦人民的感情”。恩格斯就此曾进行抨击，认为“毫无疑问，在德国，我们是同现代的查理一世、一个患着极权狂的人打交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1页。）。其实，威廉二世的这类专制行为，不过是历代普鲁士王权专制的继续。后来，希特勒在法西斯党内实行的“领袖”原则，在国家体制上实行的“元首”制度，也正是体现了这种专制精神。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资本主义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但德国依然保留着中世纪的、封建专制的基本特征，它是一个“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注：《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4-545页。），容克地主和军阀势力继续在德国的政治上发挥着主导作用，经济上仍然拥有很强的实力。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德帝国主义曾同奥匈帝国结成同盟，与英、法、俄协约国集团进行了第一次重新瓜分世界的大战，结果失败了。
    二
    随着在大战中的失败，德意志帝国的丧钟敲响了，威廉二世被迫退位，各地的大小封建邦国顷刻解体。在十一月革命的推动下，德国建立了共和国。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共和国的建立是极为勉强的，它的生命力是极为脆弱的。领导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甚至在十一月革命爆发时还不曾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打算。例如，担任新建立的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艾伯特，最初就反对建立共和国，他希望威廉二世的儿子能继承皇位，德国仍然保留君主政体。后来，艾伯特等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之所以又匆忙宣布建立共和国，是因为他们了解到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派在号召德国无产阶级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为了不致完全丧失在工农群众当中的影响和防止德国走向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道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才突然决定建立德意志共和国。（注：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79-80页。）
    既然德意志共和国是如此勉强建立起来的，那就很难指望它的当权者们能同迷恋帝国的旧势力作认真的坚决有力的斗争。事实上，与霍亨索伦王朝的专制制度利害相关的容克地主、旧官僚、旧军官，在共和国时期基本上保持了他们原有的地位。下面，我们从经济、政治方面做些具体分析：
    首先，从政治方面来看，国家体制虽已改变，但政府的实际权力却大都依然掌握在帝国时期的旧官僚手里，让这些人拥有“处理部务的最大权限”（注：G·科尔·M·科尔：《现代欧洲政治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4页。）。对帝国时期的军队，共和国没有进行任何改造，容克地主出身的各级军官依然保持着他们对军队的影响。在1919年1月，为镇压德共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噬血狗”自命的社会民主党头目诺斯克更“招集旧时军队中的反社会主义军官，组织临时机关”，实行白色恐怖，（注：G·科尔·M·科尔：《现代欧洲政治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4-325页。）打击德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加强了反动势力的政治地位。此外，在1919年1月19日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敌视共和制度的德意志民族党和德意志人民党得到63个议席（国会共421席），它们的议员成了各种反共和国制度的势力在议会中的代言人。
    其次，从经济结构方面来看，德国虽然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事实上贵族地主并没有被逐出他们的根据地。根据统计，1907年，德国占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为2940238户，共占地1721千公顷，占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为23566户，共占地7005千公顷；1925年，占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为3027431户，共占地1588千公顷，占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为18668户，共占地5159千公顷。（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表》（1848-1960），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258页。）上述事实，一方面表明共和国时期大地产的个数和占地面积同帝国时期相比较，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容克地主仍然拥有巨大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只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小农的数量在共和国时期增加了，但占地面积反而减少。这些小农在经济危机到来时极容易破产，其中会有相当数量的人沦落为漂泊不定的流氓无产者，他们往往被反动势力所利用，成为破坏革命和进步运动的社会力量。
    由于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和独立社会民主党首领的叛卖和投降行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在1918年底和1919年初遭受沉重打击。当容克地主、大垄断资本、旧官僚和旧军官等反动保守势力看到真正的革命力量已遭镇压之后，便决定抛弃他们在最危机时刻同社会民主党右派所结成的暂时同盟，以便尽快推翻共和国，恢复旧秩序。1919年中，反动保守势力着手组织政变。当时，全德各地保皇党的、反动军官的各种组织加紧活动，甚至组织了以“国民联合会”为名称的准备进行叛乱的中心，推举同容克地主和大垄断资本都有密切联系的卡普为政变后的政府领导人。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和独立社会民主党首领在推行的联合资产阶级和保守势力的政策时，实际上也在挖着他们自己的坟墓。1920年3月，以路德维希将军为首的部分反动军官联名向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实行对容克地主和大垄断资本家更加有利的对内对外政策。由于未得到答复，3月13日，一批早已做好叛乱准备的反动军队开进柏林，占领政府机关，宣布建立以卡普为首的新政府。虽然叛乱者的图谋最终在工人总罢工的沉重打击下失败了，但社会民主党领袖在叛乱发生后所表现出的无能和反动，也使他们把握政治局势的能力大大降低了。同年6月，在全国选举中，社会民主党遭受重大失败，不得不退出政府。
    1923年1月，为迫使德国交付赔款，法、比两国出兵占领鲁尔，对此，德国政府宣布实行“消极抵抗”。法、比占领鲁尔和德国的“消极抵抗”，使德国经济陷于崩溃，但德国垄断资本却趁机加重了对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剥削。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国内的阶级斗争重又激化起来。到1923年秋末，整个德国又呈现出新的革命希机。10月11日，萨克森成立了由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组成的政府，随后，绍林吉亚也组成了工人政府；10月23日，汉堡工人在台尔曼的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但是，德国无产阶级这些争取建立新政权的斗争在遭到国防军的镇压后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