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前时期的情报史
    英国学者对这一时期的情报史研究，集中在战前欧洲国家的情报判断和战时英国的通信情报两个方面。战争与情报判断的关系，是80年代中期英国学派的一个研究重点。诺曼·斯通、约翰·古奇和小威廉·富勒分别描述了战前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国对战争的情报准备工作，而作出杰出贡献的则是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对法国情报的研究。安德鲁指出，法国的战争计划表明，法国对德国威胁的战略判断是正确无误的，但它对德军力量、德国未来进攻方向的估计却错误百出，其主要原因不仅仅是缺乏情报，而是在于法国情报工作本身的种种弊端，因此，战争爆发后法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也就不足为奇了。〔8 〕关于战时英国的通信情报，已故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比斯利作出了最好的研究，他的《极为特别的情报》、《极为特别的海军少将》和《40号房间》都是围绕这个主题的。前两书分别叙述了海军情报活动和海军情报部长约翰·戈德弗雷少将的情报生涯，后一本书则专门研究海军情报部密码破译中心--40号房间。比斯利指出，40号房间为英国立下了不朽奇功，它不仅破译了德国的海军作战计划，还破译了大量的德国外交电报，尤其是后者为英国的战时外交出力不少。〔9〕此外， 约翰·费里斯研究了英国陆军的战时通信情报。〔10〕
    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报判断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的情报判断一直是英国学者感兴趣的研究题材，因为它涉及和平时期情报与外交决策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大战前夕的外交决策问题。安德鲁和彼得·路威分别考察了英国对苏联的情报活动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对日本的情报判断，迪尔克斯则分析了英国秘密情报局与绥靖政策的关系。在最引人注目的英国对德国的情报判断上，主笔1960-1963年各卷《国际事务概览》的国际关系学者瓦特和他的学生韦斯利·沃克作了较为深刻的研究，他们指出，张伯伦政策执行着对德绥靖政策，以致战略考虑大都是围绕这一政策的，这与情报失误密不可分，因为情报机构“根据错误的情报、错误的概念并靠怀疑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情报失误造成了英国在战争初期的被动挨打。〔11〕在苏联和法国的对外情报判断上，罗伯特·扬指出，大战前两年的法国情报存在着许多失误和缺点，希特勒攫取奥地利后，法国陆军情报部门已注意到他的下一个目标将是捷克斯洛伐克，法国驻柏林武官连续不断地向巴黎发回的电报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法国秘密情报当局骄横自大，加上法国政府内部的混乱，陆军的情报未能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约翰·埃里克森则研究了30年代苏联的对外战略情报判断，指出苏联情报部门在德国威胁和战略判断上是正确的，并已为决策当局提供了建议；苏联情报部门对德国的军事思想了如指掌，但未能透视并理解隐匿在这种思想之后的军事行动计划。〔12〕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报战
    英国学派对这一重大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英国情报机构的活动和通信密码战。对战时英国情报活动作出权威解释的是官方历史学家哈里·欣斯利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1988年前，欣斯利与其他几位史学家合作，编撰出版了前四卷。前三卷副题为《对战略和战役的影响》，分析了通信情报特别是“超级机密”对整个战争进程的影响，着重指出了无线电情报战在大西洋海战、英伦保卫战和诺曼底登陆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第四卷副题为《安全和反情报》，记述了英国情报机构为战胜德国所进行的秘密活动，包括针对德国的间谋活动和在本土的反情报努力。第五卷由军事史家迈克尔·霍华德撰写，副题为《战略欺骗》，主要研究盟军在中东、北非和诺曼底所进行的战略战役欺骗，指出了英国情报欺骗计划的组织性、周密性和成功性，明确其对战争的深远影响。〔13〕欣斯利等人的英国官方情报史著作现已成为二战史研究特别是二战军事史和外交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关于英国的反情报活动，主要是特别行动执行局（SOE）的战时行动。 富特对特别行动执行局进行了严肃认真的研究后指出，该机构的任务是在德国和德军占领区进行破坏与颠覆活动，如向法国、卢比荷三国、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空投谍报人员、武器弹药等，向欧洲各国的地下抵抗力量提供金钱和物资，从事各种破坏活动，如暗杀纳粹官员、轰炸德国的重水工厂以阻止德国制造原子弹、破坏道路以瘫痪德军调动。加林斯基和查尔斯·克鲁克桑则分别研究了特别行动执行局在波兰和亚洲进行的秘密活动。〔14〕三是关于二战中的通信情报战即“超极机密”，这是关于二战情报史研究的最热门的题材，而在这方面作出最全面、最详细和最深刻研究的是拉尔夫·贝内特。贝内特在战时曾任英国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战后到剑桥大学任教并成为历史学家，他的三本著作全面分析了通信情报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精确而细致地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通信情报战，考察了“超级机密”在北非战役、巴尔干战役、诺曼底战役和太平洋战争各战役中的重大影响，并分析了它的影响方式和途径。〔15〕
    四、冷战时期的情报史
    关于冷战时期的情报史研究，英国学派主要集中于英国机构内的“鼹鼠”问题以及英美苏情报机构的变化发展两个方面。“菲尔比事件”是由苏联“鼹鼠”引起的，英国学者对此有着持久的兴趣。早期的研究指出，苏联对英国的情报渗透在英国情报界形成之前就已开始，以至形成“菲尔比事件”所暴露的“剑桥五人圈”。那么，菲尔比等人究竟向苏联透露了多少秘密？他们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英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他们在东西方冷战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问题至今仍是英国情报史学界所争论不休的。〔16〕
    最早对菲尔比事件进行严肃研究的是在1979年。安德鲁·波依尔根据已透露的“内幕情况”和大量新闻报道，详细分析了菲尔比等人的活动及其方式，认为有一个职务较高的苏联间谍深居在英国情报部门，他随时向菲尔比等人通风报信。此后，菲利普·奈特利和尼古拉斯·贝特尔则分析了剑桥五人圈向苏联提供了哪些方面的情报及其对英国安全所造成的危害。贝特利认为，他们向苏联提供的情报虽颇有价值，但对英国的安全和对外政策危害不大。贝特尔也赞成这种看法，但又指出，他们在战时和战后均向苏联提供了许多绝密情报，如超级机密、英美战时对苏联进行秘密情报活动的意图、战后初期英美对东欧国家的联合秘密行动等，认为1948-1949年英美对阿尔巴尼亚的干涉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菲尔比等人在传递情报。〔17〕1985年，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戈季耶夫斯基携带档案文件投靠英国后，对菲尔比事件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1987年，安东尼·格里斯研究后指出，“剑桥五人圈”在大战期间就将英国的绝密情报纷纷报送莫斯科，其中肯定包括原子秘密，因为他们在战时负责盟国情报联系工作，有便利条件将各种情报通报给苏联。也正是由于此，特别行动执行局在战时未采取任何针对苏联的秘密活动，坐失了向苏联情报机构渗透的良机。格里斯的最重要的论点是，菲尔比等人的情报活动对英国安全造成重大危害，严重影响了英国的政策。〔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