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英国学派较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研究领域是英美苏情报机构的演变和发展。对英国情报机构的分析，较早的是内格尔·韦斯特撰写的关于秘密情报局和英国保安局的著作，但对英国情报界进行系统研究的则是安德鲁。他的《英国政府的情报机构》总结了英国情报机构的发展历程，介绍了从都铎王朝开始直到今天丑闻迭出的英国情报机构。该书虽以叙述史实为主，但其分析颇有见地，议论也堪称透彻，是国际上研究英国情报史的必要参考书。〔19〕英国学者对美国情报机构的研究相对较少，只有几个学者对中央情报局作了考察，罗德里·杰弗里斯·琼斯是代表之一，他的《中央情报局与美国民主》以分析见长，强调了中央情报局在美国高层决策中的重要性，强调它的公开性是与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紧密相联的。杰弗里斯·琼斯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中央情报局的公开性，对它的海外秘密行动未能展开充分论述。另外，布朗对美国情报界的奠基人威廉·多诺万进行了研究，考察了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的活动。〔20 〕关于苏联的情报机构，作出主要贡献的也是安德鲁。他与叛逃的克格勃官员戈季耶夫斯基进行合作，分别于1990年、1991年和1993年出版了三本书，叙述了1945-1985年间克格勃对西方国家进行情报渗透的努力及其在全世界的秘密行动，指出克格勃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得力工具。〔21〕安德鲁的克格勃研究澄清了许多令情报史学家疑惑不解的问题，开拓了情报史研究的新领域，为英国学派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三
    英国历史学家的情报史研究及其成就表明，英国学派已形成了自身的风格和特色。第一，注重利用档案文件，力求全面准确地再现历史。英国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代表作都是在分析各种档案的基础上有所心得而写成的。安德鲁强调，情报史应广泛而充分地利用情报档案，探索情报史的演变过程，以充实军事史和外交史。瓦特则认为，历史学家还应当利用其他档案而不纯粹是情报档案来进行案例研究，因为结合大量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史实，历史学家也能在情报史研究方面取得较好的成绩。〔22〕第二，注重多国研究，即不仅研究英国情报史，还研究法、德、美、苏等国的情报史。安德鲁、瓦特F、沃克等情报史家， 往往围绕一国对他国的情报判断进行案例研究，探讨情报活动中的互动关系，以此为核心展开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因此，英国学派的研究视野是开阔的，分析是较为全面的。第三，英国情报史研究的题材独特而又重要，注重现实的借鉴意义。上述著名情报史家都将研究视线瞄向二战前夜及二战期间的情报史，且注重分析情报与外交和战略决策的关系，其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即英国学派既力求如实地再现历史，又试图从中引出可供当今决策者借鉴的经验教训。正如瓦特所说，决策者哪怕是从“诚实而又一丝不苟的”职业历史学家那里借鉴到一丁点儿有益的东西，那也是好的。〔23〕
    英国学派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英国学派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也在经历着重大变化。80年代末以来，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相继加盟情报研究，为情报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新加入的学者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情报机构的退休人员，除瓦特、卡尔沃科雷西等人外，近年来较为活跃且作出重要成就的有罗伯特·塞西尔、H.多韦、迈克尔·赫尔曼等。这三人长期在情报部门担任要职，是“了解内情的人”，后来从事学术研究，经常发表有关二战时期情报活动的论述，成为情报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二是一些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如伦敦大学罗马尼亚问题专家丹尼斯·德拉坦、诺丁汉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理查德·奥尔德里奇、剑桥大学俄苏问题专家乔纳森·哈斯兰姆等，他们为情报史研究带来了新气息。三是新闻记者转而从事严肃研究的，如布朗、韦斯特和在菲尔比事件上掀起波澜的查普曼·平彻尔。
    英国学派的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新的研究领域也逐渐形成。近年来，英国情报史研究形成了两个热点。一是战后英美间的情报合作，其开拓者是詹姆斯·班福德，他的《迷宫》一书叙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与英国政府通信总局之间的情报合作，提供了鲜为人知的英美联合行动的内幕，如针对苏联的窃听。贝特尔是承上启下者，他的《背叛》一书描述了英美在冷战初期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秘密干涉行动。近年来就英美情报合作进行论述的主要代表是奥尔德里奇等人，他们在研究英美在中东、近东和亚洲等地区的情报合作后指出，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随着两国关系的波动，英美情报合作也充满着不和谐之音。〔24〕第二个热点是关于英国情报活动与冷战爆发的关系问题。90年代以来，英国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英国对冷战的爆发负有一定的责任，而这与它的情报活动密不可分。奥尔德里奇和德拉坦等指出，英国情报活动推动了冷战的爆发和加剧。〔25〕
    情报史英国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表明，它的队伍在逐渐壮大，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宽。目前，英国学派已有了新一代的代表人物，他们包括英国本土的奥尔德里奇和德拉坦，加拿大的沃克和费里斯。前者是国际关系学者，注重运用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进行案例研究，后者是历史研究人员，显示了比斯利、贝内特和安德鲁等人的研究专长。可以说，新一代的情报史学家既继承了英国学派的传统，又指明了情报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注释：
    〔1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戴维·迪尔克斯：《被遗忘的一面》（Christopher Andrew and David Dilks, eds. The Missing Dimension:Governments and Intelligence Communit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伦敦1984年版，第1页。
    〔2〕泰勒：《1914-1945年的英国史》（A.J. P. Taylor, English History 1914-1945），牛津1979年版。
    〔3〕瓦特：《情报和历史学家》（D.C. Watt, Intellengce and the Historian），载美国《外交史》杂志1990年秋季号，第203 页。
    〔4 〕罗纳德·列文：《超级机密走向战争》（ Ronald Levin, Ultra Goes to War:The First Account of World War ll's Greatest
    Secret Based on Official Documents），伦敦1978年版 ；《美国的魔术》（Ronald Levin,The American Magic:Codes,Ciphers,and the Defeat of Japan），纽约1982年版。 约瑟夫· 加林斯基：《拦截》（Josef Garlinski,Intercept:the Enigma War），伦敦1979年版；R.V.琼斯：《魔术战争》（R.V.Jones,The Wizard War:British Scientific Intelligence,1939-1945），纽约197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