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种观点在古代希腊业已形成。希罗多德明确指出，克利斯提尼改革确立了民主政治（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Vi,132。）；亚里斯多德也认为，克利斯提尼宪法较梭伦宪法“民主得多”（注：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IX,1、XXII,1、XXLLL,1。），在克利斯提尼时代，“国家已经随着民主政治的成长而逐渐发展起来”（注：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IX,1、XXII,1、XXLLL,1。）。这种观点在罗马时代曾受到挑战，普鲁塔克即认为，克利斯提尼政体不过是一种温和政体（注：Plutarch: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NewYork,p184、588、588。），一种贵族制度（注：Plutarch:the Lives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New York,p184、588、588。）。
    第二种观点获得学术界的广泛承认主要是19世纪的事情。19世纪是希腊史研究取得重大收获的时代，这个时代曾产生了众多成就卓异的希腊史巨匠，产生了不仅为时人推崇备至而且为后人大加赞许的许多希腊史名著（注：参阅古奇：《19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十五、二十三章；汤普逊：《历史著作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下卷，第五十七章。），产生了虽非希腊史专著，却对雅典民主政治进行专门论述并在国际希腊史研究中产生重大影响的若干史学名著（注：例如摩尔根：《古代社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些名人名著几乎无一例外地给予了克利斯提尼以崇高的评价。格罗特认为，克利斯提尼改革“是一场真正的、主要的革命”，正是这场革命确立了雅典的民主政治（注：Grote's Greece,Vol.4.p127。）。摩尔根则以无可置辩的笔调指出：“当雅典人建立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新的政治体制时，他们的政府就是一种纯粹民主制的政府。”（注：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23 页。）恩格斯更直截了当地称克利斯提尼改革之后的雅典为“民主共和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5页。）。J.B.布里的观点接近于摩尔根，认为克利斯提尼改革之后，雅典已经是“完全意义”的民主政体（注：J.B.Bury,A History of Greece,p216。）。 正是通过这些名人名著，第二种观点在那个时代获得了几乎可说定于一尊的地位，并因此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长久的影响。
    在欧美史学界，20世纪前期出版的希腊史著基本承袭19世纪的观点，即以举世公认的古代史巨著《剑桥古代史》而论，虽经10余次重印，数次修订，仍未超越19世纪的认识。如果说在欧美史学界这种观点主要是通过格罗特、布里、摩尔根等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著作而得以流传，那么在一战之后陆续兴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则主要是通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得以传播。恩格斯的影响在前苏联五六十年代古希腊史学的编纂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记：无论普及读物、大学和中学教材，还是学术论著，凡涉及克利斯提尼改革者，大都接受克利斯提尼创立民主政治的观点，或直接引用恩格斯的原话以为理论依据（注：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194 页；狄雅可夫、尼科尔斯基：《古代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310页；乌特钦科、卡里斯托夫：《古代的希腊》，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114页；米舒林：《古代世界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142页。）。
    如果说希腊史研究在前苏联局限于马恩有关理论的范围之内，那么在我国，则被置于马恩理论和苏联史学的双重规范之中。这除了上面所说的政治原因外，还因为在我国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研究尚属空白，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则已经建立起来。而基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我国要进行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便不能不学苏联。当时的学习，大自基本理论和方法，小至一些具体问题和观点，几乎照抄照搬，依样画葫芦，极少突破与创新。正是基于这一双重的规范，我国史学界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和研究，完全接受了恩格斯同时也是苏联人的观点，这在这一时期的教材编写和学术研究中看得很清楚（注：参阅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85页；吴于廑：《古代的希腊与罗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30～31页。）。而且这种影响十分长久，迄今仍未有明显的衰落迹象（注：参阅崔连仲主编：《世界史·古代史》，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朱龙华：《世界古代史·古代部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9页；顾准：《希腊城邦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133页；李天祜：《古代希腊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 页； 周启迪主编：《世界上古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页。）。
    其实，从前面的引文可以看出，恩格斯表述的不过是19世纪欧美资产阶级史学界流行的观点，至多代表19世纪的眼界和水平。但是19世纪以后，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随着《雅典政制》等重要历史资料的发现公布，随着迈锡尼、特洛耶等古代文明的发掘出土，随着研究手段和认识水平的进步提高，希腊史上若干重大问题开始得到澄清，得到重新研究和认识。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虽非处于这一时代学术的前台，却也作为与此密切联系的重大问题，其结论的正确性与科学性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英国著名希腊史家哈蒙德在论及克利斯提尼改革时即认为：“对于公正的评论家来说，克利斯提尼宪法是一种平衡宪法，这种宪法授予贵族会议、各级官员、五百人会议和公民大会的权力是适合于长期的僭主时代之后不同阶级的统治经验的。”（注： N.G.L.Hammond, AHistory of Greece To 332.B.C,Oxford,1982,p191、198。） 哈蒙德在分析克利斯提尼改革的具体内容时，只字不提“民主”一词，却在其总结部分指出这是一种“平衡宪法”，可见他并不同意传统的结论。在我国近年的希腊史研究中，也有学者似乎发现这一观点存在问题，所以在他们关于克利斯提尼改革的著述中避开讨论改革性质（注：刘家和主编：《世界上古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225页。）。有的学者则开始注意到公元前462 年改革在民主政体确立中的重要作用（注：廖学盛：《古代雅典的民主与工商业》，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