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塔塔尔人最早发起的这一运动，至迟到19世纪末也波及到了中亚地区。该地区中推动其发展的在哈萨克草原是一些启蒙主义者，在西突厥斯坦则被称为贾迪得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散居在中亚各地的塔塔尔人在其中的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不过，在1905年以前，这些人的活动似乎基本上局限于开办改革学校，其中包括1897年在安德健、1898年在撒马尔干和托克马克创办的塔塔尔改革学校，1901年在塔什干为乌兹别克人开办的第一个改革的麦克塔布；1900年布哈拉国开办的一所类似学校；以及塔塔尔人在哈萨克草原创办的一些类似机构。在哈萨克草原的这类学校中还用哈萨克语代替了塔塔尔语，并发展了俄--塔双语教学。在中亚，“对于每个人甚至对于教育者来说，教育并不是目的，而是回答至少是部分穆斯林日益迫切要求解答的问题，即如何摆脱目前的卑下地位与重现昔日辉煌的手段。”〔4〕
    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进一步推动了中亚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该地区穆斯林知识分子利用革命后短暂的宽松环境，从1905至1907年以塔塔尔人和乌兹别克人为主，在本地出版了一系列的报纸。其中令人注意的是1906 年于塔什干创刊的《Taraqqiy 》， 其创办人是一位名叫Ismail Abidix的塔塔尔社会主义革命家。 这个报纸不仅给予沙皇政府以强烈的抨击，还捍卫了中亚联合或统一的思想。〔5 〕另一个报纸《Khurshid》在1906年10月11日，发表了“一个真正的中亚贾迪得纲领，并宣布忠实于穆斯林联盟这个立宪民主党的最后支柱”，其中还抨击了沙皇俄国的独裁制度与殖民政策。〔6〕总之， 这个时期的报纸基本上都致力于一个明确方向， 即“为中亚的改变与突厥斯坦民族（Turkistan nationality）的振兴而奋斗。”〔7〕
    1905至1906年，主要在塔塔尔和阿塞拜疆穆斯林的动议和参预下，召开了3次俄国穆斯林会议。 其中第一次会议的决议内容包括：全俄穆斯林一致联合行动；俄罗斯民族与穆斯林民族权力平等；穆斯林教育、印刷与出版自由等。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俄国穆斯林联合会”为全俄穆斯林中心，这个组织在第三次会议上又改名为“穆斯林联盟”，这是一个政党组织，它曾推动成立过一些文学、教育和慈善组织，其中包括“穆斯林文化发展促进会。”这3 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俄国泛伊斯兰主义发展的顶点。中亚代表参加了第三次会议，其中一名哈萨克代表还被选进了会议主席团。〔8〕尽管这3次会议均是在中亚本土之外召开的，且只有人数不多的中亚代表参加，但其对当地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这是因为会议的有关决议基本上反映了中亚穆斯林的问题与要求，并且在1906到1907年国家杜马开会期间，中亚穆斯林代表实际上是与穆斯林联盟的代表并肩作战的。另外，受当时形势鼓舞。1906年3月，在塔什干也有一些宗教人士、 知识分子及其他公民代表召开了会议，要求保障宗教自由、保证不动产不征税、偿还游牧民被剥夺的草地、在塔什干建立“穆斯林宗教办公室”等。尽管这些要求在当时很难实现，但这种活动却“有助于推动中亚的政治进程与民族意识的觉醒”。〔9〕1908年以后， 俄国殖民地布哈拉艾米尔王国再次开始了教育改革，并于1910年成立了一个“青年教育会”，这是在合并“神圣布哈拉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的，这两个组织的主要目的是推进穆斯林教育。青年教育会从1911到1913年还组派青年学生到土耳其学习。〔10〕从1911到1916年，中亚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与哈萨克人曾再度创办了一系列报刊杂志，并且不断从土耳其、印度及阿富汗等地引进他们的报纸，其中，一份阿富汗报纸《Siraj-ul akbar》刊头上的口号便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8〕
    在沙皇俄国将其统治扩大到中亚前夕，这里由于受发展由来已久的氏族部落传统的影响，存在的主要是亚民族性质的氏族部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自觉意识到的民族之间的关系。尽管这里的主要民族架构已基本形成，但许多氏族部落由于各种原因仍处于分化组合向近代民族发展的过程之中。因此，总的来看，这一过程并未形成民族主义。当沙皇政府在中亚建立起殖民统治之后，这里便出现了压迫与被压迫的民族关系，它的实质是沙皇殖民主义政权与当地突厥民族或穆斯林民族间的殖民统治与反对这种统治的斗争。对于各突厥或穆斯林民族而言，这种斗争曾受到过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重要影响，在其民族命运与民族利益基本一致的前提下，针对沙皇政府所奉行的大俄罗斯主义，自然会形成一种超民族性质的民族主义，这可以称之为突厥民族主义或穆斯林民族主义。不过，这一时期，中亚只不过是全俄突厥或穆斯林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一环，并且，也不在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发展也基本上未超出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或宗教人士之范围。从其具体表现看，这种民族主义的实质不是要建立什么民族国家，而是要在殖民统治下寻求保护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权益。
    二
    前苏联时期，中亚民族主义的发展，一开始就与各族穆斯林争取民族自治有密切关系。早在1916年，移居国外的俄国穆斯林就通过“俄国穆斯林人民权力保障委员会”，向国际联盟表达了在联邦政府内实现自治的愿望。〔12〕1917年2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 为这一愿望的实现带来了希望。5月，莫斯科第一届全俄穆斯林大会上， 有关民族自治问题曾出现过多种主张，其中，伏尔加塔塔尔人持“在中央集权的共和国内民族（超地域的）和文化自治”的观点；克里米亚塔塔尔人和阿塞拜疆人则主张联邦制，要求在联邦政府内实现地域自治。来自中亚的穆斯林是后一主张的热情支持者，这是因为，“对于中亚人来说，地域自治似乎是针对其土地上的殖民统治与外来势力的一种答案。”〔13〕同年9月，在塔什干第二次中亚穆斯林会议上， 又进一步明确了在俄联邦政府内以沙里亚教法为基础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即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要求。〔14〕这一年，哈萨克族穆斯林也表达了在联邦制下实现民族自治的相同愿望。〔15〕总之，在沙皇政府被推翻之后，对于广大中亚穆斯林来说，似乎存在着多种政治方案可供选择，其中也包括脱离俄罗斯而独立的方案。
    尽管在1917年4月，第七届社会民主党大会就曾宣布， 即使最终会导致脱离俄罗斯而独立，帝国内各民族也有权选择自己的命运：〔16〕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十月革命后也改变早期坚持建立中央集权制大国的观点，而宣布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17〕但是，在组成为联邦的中亚政府的性质问题上，以及相关地在如何看待十月革命的意义的问题上，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与广大中亚穆斯林的观点还是存在着很严重的分歧。后者视十月革命为一次民族解放斗争，革命后建立的政府应为民族自治政府，民族资产阶级也应被允许加入这一政府。这一主张曾受到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共产国际的反对。〔18〕
    受上述分歧影响，中亚在十月革命后曾一度（1917年11月至1918年2月）出现过俄罗斯苏维埃政府与穆斯林民族自治政府的对立。不过， 到1918年4月，在莫斯科苏维埃政权的坚持下， 便成立了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1919年3月还在穆斯林中建立了共产党组织， 其中贯彻了吸收民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到1920年1月，在广大穆斯林的推动下， 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又改名为自治的突厥共和国，相应地，地区共产党也成了突厥共产党。这种改革不仅突出了民族色彩，还迎合了某种泛突厥主义的要求。哈萨克穆斯林在1917年12月也宣布了民族自治，并在1920 年8月正式成立了哈萨克自治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总之，十月革命后俄国境内的三年国内战争（1918-1921 年）和新经济政策时期（1921 -1928年）的相继到来，对中亚各族穆斯林实现其联邦体制下自治化的方案是有利的。因此，到1924年，哈萨克等5 个加盟共和国的地位便在民族及语言的基础上被确定了下来。这一变化对中亚民族主义的发展的影响，是推动了沙皇殖民主义统治时期该地区超民族性质的突厥民族主义或穆斯林民族主义，向真正本义的民族主义的转变，这正如国外学者的观点所表达的那样：“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正确地说，中亚与高加索地区的‘民族主义’乃是苏联的产物”， 或者， “民族的民族意识主要是1924年苏联的产物--旨在分化、确保苏联的控制。”〔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