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整个欧洲经历了一场普遍危机。灾难性死亡和各种流行病由旷日持久的破坏性相伴随。在这一个世纪中，欧洲人口减少1/3左右，无数村庄被废弃，大规模移民频频发生，从而导致人口统计自中世纪以来最大限度的减少。在城市里，工业活动日益缺乏劳动力，潜在的穷人数量巨大，贫富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社会处于严重的暴力反抗危机之中。如14世纪英国既要负担对法百年战争的长期战费，又要收拾波及面很广的瓦特·泰勒起义破坏的残局，更要面对肆虐横行的黑死病威胁。为了解决人口因死亡率攀升、出生率锐减、劳动力匮乏所导致的矛盾，国王爱德华三世的政务会于1349年颁布“劳工条例”；1351年，议会又增加了新的规定。前者旨在确立所有身强力壮劳动者的所谓过去责任，后者对突出的乞讨现象加以限制。爱德华时期的劳工条例以立法的形式保证了雇主的劳动力资源，规定所有60岁以下没有生活来源、身体健壮的男子和妇女，都必须按黑死病以前，即1325-1331年间平均工资水平标准受雇；在农村，地主对其佃户的劳动力享有一种预先购买权，严格禁止所有雇工和日工在其合同期内离开其主人，禁止任何人雇用这样的人；禁止土地所有者或订约人支付超过惯例的高工资；最后，禁止对那些身体健壮而又拒绝劳动的人进行施舍，以迫使他们依靠劳动挣得必要的生存条件，不服从者要受到严格的惩罚。
    危机高峰时期颁布若干涉及迁移、乞讨和工资水平的法令，多为权宜之计，具有一种暂时性的效果。但是，这些法令的颁布却同时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首先，这些法令第一次对贫民和身体健壮的乞丐作了明确的、清晰的区分。这种区分不仅表明慈善事业的发展，抛弃了基督教会早期集体清贫光荣的信念，而且开始树立一种新的伦理原则，确立了劳动责任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手段的观念。其次，这些法令第一次表明了世俗政府对乞讨等社会问题的关注，慈善事业逐步走向世俗化，当局初步确立起限制乞讨、迁移、流浪的社会控制机制。
    贫富分化加剧，穷人生活处境更加艰难，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上层阶级为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地位，加强了对下层人民的社会控制。体力劳动者从14世纪中叶以后与贫困联系得越发紧密，“贫民”和“劳工”这两个术语变得可以随意互换。在贫富的严重对立中，穷人强调人的基本需求，并把软弱无能视为贫困的根本特征，他们无力付税，无力避免债务，或无力供养家庭。贫穷并不是少数人的命运，而是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因而软弱无力削弱了所有贫困者的生活、生存及一切生产活动的能力。随着两极分化的加剧，穷人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与富人在利益上是根本不一致的，穷人已经形成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因此，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思想开始在下层人民中传播，英国农民和劳工不禁自问：“亚当种田、夏娃织布时谁是贵族？”穷人把贫困与不平等和软弱无能相联系，而富人则把贫穷与乞讨和混乱无秩序联系在一起。从这点出发，代表富人利益的统治阶级，通过社会控制来维护现存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
    二 社会两极分化的尖锐矛盾
    黑死病的退祛和饥荒的逝去在15世纪后半期和16世纪前半期促进了人口数量恢复。反过来，人口统计数字的上升带来了这个时期农业的扩展。在这个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时期，也被赋予不断增强的城市化特征。但是，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城市居民仍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英格兰和威尔士1547年约有300万人，都铎王朝终结时达到430万人，最大的省城如诺威奇、约克和布里斯托尔有居民在1-2万人之间；只有伦敦可算得上一个标准的欧洲大都市，1603年它的人口达到20万。16世纪世俗经济的发展为大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等社会群体的致富提供了新的、更大的机遇，而对另一些社会群体，如茅舍农、自由小农和乡村劳工、手艺人、短工、仆役等，这些潜在的穷人产生什么影响呢？
    15-16世纪，英国农村由圈地运动引发了农业结构的巨大变化。上述的乡村大众通常有三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当农业工人、从事家庭工业或迁移。尽管历史学家在圈地运动的原因、程度和结果上有不同看法，但毋庸置疑的是，许多小农土地被剥夺，他们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乞丐。在所有发生可耕地变为牧场的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都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不充分就业和失业大幅度增长。圈地运动无疑有利于英国经济的成长，推动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专业化水平。然而，这些进步都是以牺牲小农和农业工人为代价的，他们不仅失去了许多公地的权利，而且同时又面临着日益减少的工作机会，甚至被迫流浪、乞讨。
    16世纪后期，英国农村地区贫困的比例相当高。1560年前，只拥有一间茅舍和园地的农村劳动者只有约11%；1640年以后，他们的数量增加到40%，而没有牲畜的人的比例从5%上升到13%。同一时期，由于劳动力供给增加大于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雇主处于极有利的买方市场，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压低工资。1500-1600年间，谷物价格上涨6倍，而工资只上升了3倍。难怪法兰西斯·培根评论说，工人和雇工“只是有房子的乞丐”[①b]。在纽卡特尔，约有50%的乡村人口为无地的工资劳动力，工资劳动和贫困被视为同义语。他们像动物一样地生活，长期吃不饱，居住在东倒西歪的土屋或木屋里，没有家俱物件，男人、女人、孩子，一家人都拥挤在大家走来踏去的地上睡觉。季节性就业开始时，成千的饥肠辘辘的散工往往和他们的全家人一起，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游走，寻找受雇的机会。由于受季节性限制，他们至多可连续性受雇三四个月，一年的大部分时间还不得不额外找活干。这些可怜的人们的每天生活都是生存斗争，其结局尚难预料。由于补充收入来源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也由于劳动力供给超过需求，不断增加的工资劳动者既难依靠有限的工资报酬过活，又特别容易受到失业的打击。乡村中最贫困的居民占农民总数的1/3到1/4，他们日常无力购买“正常”年份所必需的足够的食物量。随着价格和收入之间鸿沟的扩大，潜在的穷人也不得不勒紧裤带。许多16世纪编年史家提到，芜菁、葡萄渣、根菜类、花球根类、树叶野草都是饥荒时期仅有的充饥食物[②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