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世界工业化进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广大落后国家彻底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实现了政治独立，这些都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其次，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一方面为一部分新独立的落后民族国家通过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步向工业化过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也迫使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争夺和拉拢，在对付社会主义力量的过程中，美国不得不把它在战争中聚敛的大量财富的一部分以“军援”和“经援”的形式提供给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结果也启动和促进了这些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最后一点很重要的变化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落后国家中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然而，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搞工业化并非轻而易举，它需要克服许多困难。首先要克服的困难就是资金严重短缺。广大落后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绝大部分都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曾长期遭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掠夺和压制，经济机体发育不良，积贫积弱，战后虽然获得了独立地位，但经济上的贫弱状态不可能象政治变革那样一下子扭转过来，内部积累因基础虚弱而呈严重不足状态，工业化投资面临着严重的“饥饿症”。其次要克服的困难就是技术落后。在长期的殖民统治过程中，落后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垂直分工体系的最底层，几乎与工业化无缘，因而工业基础薄弱、工业设备奇缺，技术十分落后。第三个需要克服的困难便是落后国家支撑国家工业化的国内市场容量太小，难以使工业化顺利进行。落后国家的市场狭小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由于经济落后，国民收入低下，国民购买力不强，这样的情形无论对大国还是对小国来说都不能形成工业化所需要的大容量市场。其二是由于一些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本身的地域就很狭小，其内部市场容量再怎样发掘也是极为有限的。因此在落后国家，内部市场的狭小与工业化本身所要求的大容量市场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所有上述困难都是广大落后国家的工业化普遍面临的困难，如果解决不好，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将流于空泛。而这些困难如果都要在落后国家内部依靠自身来解决的话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现实的。
    那么，是不是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就毫无希望可言了呢？当然不是。战后世界整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世界经济的日趋国际化和全球化，为一部分落后国家和地区解决在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上述各种困难提供了有利条件。问题是，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究竟是怎样促进了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的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找到答案。
    第一、从国际资本流动来看，作为战后世界经济全球化重要表现之一的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为一部分落后国家和地区缓解甚至解决了工业化面临的第一大困难--资金匮乏。随着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通过资本输出在各国间建立起来的经济联系成为资本输出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的最佳途径。因此，二战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都竞相进行资本输出。资本输出的规模急剧膨胀，资本输出的来源国从战后初期的以美国为主发展到50、60年代的美、英、法、德、日等国并重。资本输出总量也由1945年的510亿美元增长到1960年的1230亿美元和1972年的3450亿美元。〔12〕大量的资本输出在全球经济关系中形成了一股通过借贷、投资等手段在全球范围内调拨和运用的庞大的国际资本。战后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向虽然是在发达国家之间，但其中也有一部分分流到了发展中国家，而且相对集中于巴西、墨西哥、印尼、百慕大、委内瑞拉、阿根廷和新加坡等12个国家和地区。据统计，1987年这些国家和地区得到的资金占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56.5%〔13〕。大量的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拨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搞工业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说虽然是为了保持和加强其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地位，是为了使昔日的殖民统治藕断丝连，但是，从发展中国家来看，由于实现了政治独立和自主，完全可以在获取和利用外资的过程中趋利避害，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实际情况来利用外资。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他们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解决了自身工业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贫血”问题，促进了自身的经济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资本输出主要是集中于采掘业，战后则逐步转向制造业，到70年代，制造业已成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部门。从总体来看，如1975年在主要工业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中，制造业占了43%，已大大超过传统的主要部门采掘业所占比重（23%）。〔14〕从各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同一时期，英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私人直接投资总额中，制造业比重达到了40-47%左右、而采掘业的比重则由25%减少到19%；联邦德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私人直接投资总额中，1974年制造业占到了60%〔15〕。发达国家资金流向的这一重大变化，正好为一部分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制造业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资金来源，使一系列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和发展阶段克服靠自身力量难以克服的“资金瓶颈”困难。
    第二、作为世界经济国际化、全球化重要表现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一部分落后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促进了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战后，随着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和高科技新兴产业的兴起，发达国家之间的横向水平分工与合作越来越精细和密切。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关系的发展虽然与广大落后国家的工业化没有直接机缘，但是它通过促进发达国家的产业日趋高级化，加快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从而促使发达国家将一部分传统的产业（夕阳产业）转移到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导致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分工关系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工业国与农业国的分工升级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工业与落后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之间的分工。国际分工关系中的这一变化虽然没有彻底改变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体系，但它毕竟把先进国与落后之间的垂直分工从以往的“工业---农业”范围提升到了工业，从而有利于启动了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把一部分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带进了工业化的门槛。这种国际分工格局的形成表明，在世界经济日趋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一部分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被新科技革命的成就推到更高层次的时候，同时也会有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因此而相继进入工业化的行列。
    第三、从国际贸易的发展来看，由于生产的国际化深入发展，致使国家间各种零部件、半成品、成品以及技术专利等往返流通量急剧上升，国际贸易规模也因此而空前扩大，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大大加快。1870一1900年，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增长速度为3.2%，1900-1913年为4.1%，1913-1938年为0.7%，而到1948年一197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增长速度提高到7.6%。国际贸易的扩大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国际组织在促进世界贸易发展的同时，也给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了诸如关税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员国在经过1963-1967年的减税谈判（肯尼迪回合）后就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主要工业国家在6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初对70%的应税进口商品（不含谷物、肉类和乳制品）实行了减税，工业品的关税降低了35%，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各工业化成员国的工业品进口的平均关税从10.9%下降到了6.2%〔16〕。国际贸易中的这种变化对60年代后半期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扩大工业品出口是个极为有利的条件。至少亚洲的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就正是在这一时期借世界贸易的有利时机成功地实现了从进口替代发展向出口导向发展的根本转变。第四、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实施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普惠制（GSP）”，也为一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品出口提供了极大的优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落后国家国内市场狭小对工业化的制约。所谓普惠制，即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出口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给予普遍的、非歧视的、非互惠的优惠关税制度。普惠制作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成果，其目标就是要扩大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制成品和半成成品的出口，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到80年代中期，有28个国家实施了普惠制。普惠制的实施对发展中国家有如下好处：其一，由于关税大幅度降低，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在发展国家市场上的价格下降，从而刺激了发达国家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产品的需求。其二，对发达国家的进口商来说，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转向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在竞争上更为有利，因此把过去从发达国家的大量进口转向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其三，由于普惠制可以利用来扩大对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出口，发达国家的一些跨国公司便乘机转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出口生产以享受普惠制带来的优惠。因此，在普惠制背景下，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也明显地加快了步伐。虽然到80年代后期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4仍集中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之间，但投向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已占到1/4〔17〕。可见，普惠制对一部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它一方面刺激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出口，从而解决了工业化所需的市场问题；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一部分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资本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所遇到的资金与技术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