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普惠制虽然是向世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开放，享受普惠制待遇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多达170多个，但真正能够收益的却只是那些具备一定的出口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那些工业化程度比较高，出口能力较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因为普惠制的机制决定了收益国必备的基本条件就是要具有出口能力，只有当发展中国家发生对实施普遍惠制的发达国家的出口行为时，发达国家的优惠进口税率才会使该出口国得益。正以为如此，普惠制的实施，对促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扩大出口、加速工业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东亚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它们的出口导向工业化从普惠制中受益最多，工业化进程也最快。1978-198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从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普惠制进口年均增长率都在25%以上，而从南斯拉夫的普惠制进口年均增长率只为11.4%，从墨西哥的普惠制进口年均增长率中伙22.8%。这不能不说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原因之一。到1988年1月29日，美国决定从1989年1月2日开始取消了对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普惠制待遇。
    总之，在战后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变化的推动下，尤其是在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直接作用下，一批落后国家和地区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工业化”从发达国家的专利柜中搬了出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浪潮，把长期以来只属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扩展到了广大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从60年代开始起飞，70年代仍保持高速增长。1955年，后来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10国家和地区的GNP只占世界的GNP的5.1%，经过60、70年代的工业化发展，到1980年扩展至占7.7%。1963年，上述十国与地区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仅为5.4%，到1977年扩大到9.3%；工业品出口占世界工业品出口的比重也从1963年的2.6%扩大到了1976年的7.1%〔18〕。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及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曾引起经合组织的非常关注，197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的关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报告书就充分表露了这一点。
    三
    事实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对世界造成的影响绝不止于制造业和贸易方面。它在世界工业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全球工业化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改变了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方向，是世界工业化进程的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工业化突破了长期囿于近代世界的“中心地区”的局面开始向落后国家、“边缘地区”发展。从此，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在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占据了应有的不可忽视的地位。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进一步拓展了工业化的地域范围，使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由原来集中于西欧北美地区扩散到了东亚、拉美、南欧等地区，改变了世界工业地带的分布格局。18-20世纪中叶，世界的工业地带主要分布在西欧北美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和北美西部的“阳光地带”。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崛起以后，在西太平洋地区、南欧地区和拉美都形成了巨大的工业地带，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形成的从北起韩国往南经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离岸工业带”〔19〕，堪与世界上任何巨型工业带媲美。工业化的地域范围的扩展，从浅表层次来看，只是扩大了世界整体中的工业社会的份量。缩小了传统的农业社会的范围，从而加速了世界整体的“工业化”一致性的形成，减缓了世界整体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对立性。而从深层次来看，由于工业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体系具有农业社会无法具备和抗拒的渗透力和扩张力，工业化范围的扩展必然会进一步加深已有的世界经济联系，使全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存随着工业化的过程，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且还要扩展到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正如帕尔默·科尔顿所言：“正当亚洲和非洲采用西方新技术的时候，欧洲人和美国人却在探求东方的宗教，或是发掘西非部族艺术的新意义”〔20〕。因为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联系，而且还带来了日益突出的全球性问题，它迫使世界各国人民不得不从各民族国家和文化中搜寻有利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文化精髓。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在全球工业进程中为广大更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起到重要的楷模和桥梁作用，带动和促进了一批更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各民族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是个大趋势。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实质应是要摆脱农业社会，实现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实现这一过渡的根本途径就是要搞工业化，实现现代经济增长。但是，落后的民族国家在搞工业化时就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它们可否沿袭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来圆自己的工业化之梦？在这方面，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以自身的实践为落后国家作了回答。
    首先，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过程表明，落后国家在当代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工业化，必须依靠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通观世界工业化史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也显示了越往后越需要政府和国家的力量这一点。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民族，其工业化并非由政府刻意追求和事先规划的结果，而是一种源于民间私人资本“对财富的追求”和“贪欲”的结果，英国人“是到了工业革命已成气候并大大改变了国家的面貌时才有所发现”〔21〕。而英国之后，情况则大不一样，后继工业化的法、德、意、俄、日等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其政府都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从各国推进工业化的主体力量的相互比较中就可以看出来：第一代工业化国家英国的工业化主体是国内的民间私人资本，而第二代工业化国家诸如法国、德国等国的工业化主体是银行资本，第三代工业化国家如意大利、俄国和日本的工业化主体则是国家资本或民族资本〔22〕。政府行为的参与，加大了工业化的力度，使工业化的发展和现代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出了越来越快的趋势。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当现代经济增长在英国开始出现时，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就算是高增长率了，到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发达工业国的这一增长率提高到了1-2%〔23〕，约翻了一番。1870年一1940年日本以年均4%的增长速度才从极为落后的状态转变为一个主要的工业国〔24〕。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上述特点向落后国家预示了这样一点：落后国家如果不能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大大超过发达国家，想要实现工业化是不现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在政府强有力的引导和干预下，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率，亚洲四小龙就是明显的例证。1973-1979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年均增长率平均为5.1%，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为2.8%，而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9%、12.7%、11* 0%和10.1%。亚洲四小龙正是靠这样超乎寻常的发展速度才使自己跻身于世界工业化国家之林，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其次，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表明，落后国家可以不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型”工业化的老路，也不象脱钩论者所断言的那样，“落后国家处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控制之下，不与之完全脱钩就不可能真正取得经济发展”，而是可以在现有的世界整体背景下，充分利用世界体系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发挥自己的后发性优势，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实现工业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这一实践，为广大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成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