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本向中国东北旅大租借地、“满铁”附属地以及分布在东北地区各地移居的人数，截止到“九·一八”事变前为止的25年间，共23万人，其中大部分是从事工、商业和铁路的各方面人员及其家属，从事农业的日本移民共约2 500户，6 800人。但实际上真正为日本有组织有计划的农业移民不足1 000人，绝大多数为自由个体移居者。在这 25年中，尽管日本一些军政要员积极鼓吹、竭力推行移民政策，但却如此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初期移民“试点”遭致失败。那么，日本殖民主义者如此煞费苦心地经营的所谓移民“试点”为什么遭致失败，究其原因大体有五：
    第一，日俄关系逐渐缓解，使日本政府对“满洲”的移民活动未采取积极态度。日俄战争以后，日俄双方仍在中国东北的南北对峙，大有第二次日俄战争再度爆发的趋势。因此，日本一些军政要员竭力主张经营“满洲”的“当务之急”在于“农业移民”，并将农业移民计划定为50万人，甚至提出100万人的奋斗目标， 以此来加强日本在“南满”的势力，发展第二条战线，防止俄国的报复。但事实上与原来日本所预想的完全相反，在《朴茨茅斯条约》签订后，日俄关系逐渐缓解，呈现了意外的好转。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积极活动，企图插入东北；另一方面，战后俄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欧洲，抽不出更多的兵力来对付日本。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俄国开始采取与日本合作的态度。《日俄密约》签订以后，双方的敌对关系很快得到和解，化敌为友，携起手来共同抵制美国的“金元外交”，以保护日俄在“满洲”的共同“特殊利益”。日俄和解，使日本在“满洲”减轻了强大的压力，避免了近期内爆发第二次日俄战争的可能，给日本以喘息之机。故此，日本对“满洲”的移民就显得不那么迫切和重要。所以，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对“满洲”的移民问题一直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更没有拿出象样的政策、规划和措施，使得日本的“满洲”移民活动一直处于不生不死的状态。
    第二，日俄战后，日本经济困难，财力匮乏，无巨资投入无现实益处的移民事业。日本企图通过向“满洲”的大量移民造成这一地区的大和民族的优势，形成日本在这一地区发展经济、文化的基础，逐步达到殖民地化。然而，这只能是殖民主义者的美好设想。要想在几年之内将50万或100万日本农民迁徙到相隔遥远的中国东北地区， 不但需要一大批人员进行移民的准备和组织工作，而且需要一大笔迁移、租地、建房等巨额资金的投入。这对日俄战后的日本来说，几乎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日俄战争中，日本资金消耗殆尽，而战后日本又未得到俄国的分文赔款加以补充，因此日俄战后的日本经济十分困难。加之战后的日本要扩军备战以及国内事业的发展，原料和器材的进口增加，“满铁”的改造，都需要相当的资金。而日本在这一时期商品出现了滞销的现象，入超不断增加。同时日本的经济正向着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以财阀为靠山的垄断资本和金融机构相互勾结，组织了“卡特尔”、“托拉斯”和“康采恩”，致使日本国内市场日趋萎缩。随着出口的呆滞，又出现了生产过剩和随之而来的慢性经济衰退等现象，这就迫使日本急需开辟国外市场，不得不把“扩大商业的权利”作为经营“满洲”的急待解决的首要问题〔12〕。
    尽管一向积极推行移民侵略的后藤新平就任了“满铁”第一任总裁，但也未能立即实施他的移民计划，为整修“南满”铁路，完善附属地设施却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巨额资本，并对进入“满洲”经营商业的日本人也给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与此相比，对于进入“满铁”附属地经营农业的日本移民的支持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一直到1914年以后才在守备队退役兵中选拔了34人作为农业移民，由于资金不足和管理等原因，奔走逃亡，最后仅剩下17人。
    事实上，刚刚打完生死存亡战争，财力极度匮乏和刚起步搞殖民地铁路，连“满铁”核算盈亏尚未搞清楚的日本，既没有也不可能付出巨大的财力来投资庞大而又无更大现实益处的移民事业，以此贻误经济发展的时机。
    第三，中国东北与日本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相差悬殊。中国东北气候寒冷，交通不便，尚待开发，很难产生日本移民人口的自然流动，要想募集大量的移民到中国东北来定居是很困难的。即使是靠政府行为给予补贴或贷款勉强来者，多数人不能安心定居，特别是农业经营者尤为突出。与此相反，同一时期在日本却出现了人口向南美流动并有上涨的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掀起了一股向南美洲移民的热潮，被称之为“南美移民时代”。据日本学者角井靖一统计， 从1920 年至1931年的11年间，日本仅向巴西一国移民即达86284人， 而同一时期向中国移民人员仅31 350人，并且绝大部分为“满铁”和“关东州”的职员及其家属。同时日俄战争后的日本在战争刺激下，呈现出工业蓬勃发展的局面，投资成倍增长，扩大和新建的工厂、铁路、矿山逐日增多，吸收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对于日本国内的耕地不足，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得到了缓解。在日本出现的这种产业革命的势头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无疑给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起到了排斥的作用。
    第四，经营管理不善，农业收益较之工商业相差悬殊，导致了农业移民者放弃农业而从事其它行业。尽管“关东州”和“满铁”的要员们热衷于移民事业，并为之做了多方面的势力，但作为日本政府并没有将其形成一项国家政策并加以扶植。同时日本国民对于向中国东北移民的重要性还没有被绝大多数人所认识，没有形成自觉行为。移居中国东北地区的农业移民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农业收入低，生活条件差，与“满铁”和“关东州”的其它日本人所从事的职业相比差距悬殊。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安心从事农业而弃农经商或转入其它行业。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一开始就不想经营农业，他们企图借移民之便，“梦想渡满能一攫千金。他们根本没有农业经验，其大多数人是为别的目的。经营上往往是不认真的，或完全把土地转租给支那人，以贪得不正当的收获。”〔13〕由于此种原因，日本移民流失现象严重，相继不是转到其它行业，就是飘洋渡海返回国内，或是将土地转租给中国人耕种，自己坐收其成。“爱川村”第一批移民19户，到1917年仅三年的时间就逃离了17户。后来虽然又移民12户，由于管理不善，负债累累，到1936年全村已负债高达3.5万元。“关东州”日本殖民政府为了稳定移民， 只好采取将土地无偿地转让给该村移民。最后移民将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变卖给当地中国人才算还清了全部负债。尽管如此，到1937年定居“爱川村”的日本移民也只剩下7户65人。
    第五，中国人民和东北当局对日本移民侵略的反对和抵制。日俄战争以后，俄国退据“北满”，形成日俄南北对峙。1907年，日俄化敌为友，双方缔结了密约，私自瓜分中国东北。密约规定：两国在东北划一条瓜分线，东起珲春至镜泊湖的北端，向西至长春东北的秀水河子，由此沿松花江至嫩江口，再至洮儿河，沿洮儿河向西至该河的东经122 度。以此线为界，南为“南满”，北为“北满”。“南满”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北满”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但实际上日本在“南满”的范围只是“满铁”附属地和旅顺大租借地。日本移民只能限于这一狭窄地区，而这一地区人口稠密，土地有限，地价昂贵，与“北满”相比要高于30倍之多。为了解决土地不足，日本殖民主义者千方百计地采取在租借地以外地区进行借用或借贷土地。他们认为，日本人进入“满洲”经营，必然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反对和抑制，“将来总有一天必定会发生归还满洲的事情。若要阻止这种事态发生，就必须迅速地实现50万以上的移民。”使日本大和民族在“满洲”形成优势，实行人口占领，才能永久稳固日本在“满洲”的势力和利益。“此事取得成功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手段就是争取日本人能够自由地永久借用或借贷土地。”〔14〕日本为实现这一目的，在《二十一条要求》中提出并得到了北京卖国政府的同意，获得了“在南满的土地商租权”，“自由居住往来，可以从事各种工商业及其他业务”等权利。但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日本向中国东北其它地区的移民计划未能得以立即实现。奉系军阀张作霖虽然与日本有某些合作关系，但对日本进行移民侵略和“商租权”问题仍采取抵制的政策。“奉天官宪不论上下都在外表上装扮成亲善的样子，尽管极力取缔那些无益的轻举妄动，但在里面却包藏着强烈的着眼于收回利权的排日用心”，“在其实力所及之范围内致力于一步步收回一切利权”，“推行着从根本上阻碍邦人安居，逐渐加以压迫以至驱邦人之策”，阻挠日本人房屋租赁、土地商租及营业等既得利益，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难免帝国在满蒙的势力逐渐退步，实令人不堪忧虑。”〔15〕为此，日本为了排除中国对“商租权”的抵制，便采取种种卑劣的伪装的手段，以中国人或中国籍的朝鲜人的名义收买土地，或与中国人合办经营的方式来取得土地的租借权。既或如此，也未能实现殖民主义者的预期目的，截止到1926年10月，移居在“租借地”和“满铁”附属地之外的日本人仅占东北日本人总数的百分之四〔16〕。
    总之，尽管日本殖民主义者极力鼓吹并积极推行对华移民侵略政策，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使得移民的数量和预期的效果完全适得其反。反映了这一时期殖民主义者的移民理论和移民政策的狂妄性和盲目性，致使“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的农业“试点”移民遭到了彻底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