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提卡的债碑（Horoi）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公元前4世纪雅典小农衰落和农业财产日益集中的证据。这一点已经令人信服地为新近的研究成果所否定。M.I.芬利通过对几乎所有现存债碑的全面细致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抵押土地既不是急需用钱的贫民，也不是那些为生产筹集资金的作坊主。抵押贷款是为了履行公益捐献义务和缴税，以及对现款的紧急需要（如置办嫁妆、赎取战俘等），也有一些是为了牟利（如海洋贷款），债碑本身并未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小农及其债务的情况，它们是以较富有的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为基础的。（注：M.I.芬利：《古代希腊的经济和社会》（M.I.Finl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Greece），伦敦1981年版，第62-76页。）
    从有关土地买卖的证据来看，出卖土地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有的买主确为贫困所迫，有的则欲从事有利可图的行业（如海上贸易、零售业、贷钱业等），有的企图以此逃避纳税。（注：A.H.M.琼斯：《雅典民主》（A.H.M.Jones,Athenian Democracy），牛津1957年版，第89、24、79-80页。）因此，那种把土地买卖与土地迅速集中无条件地联系起来的观点，似乎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勿庸讳言，与前一世纪相比，雅典确实存在着某种土地集中化的趋势。但是，土地兼并和集中的情况并不严重。腓尼浦斯的大地产在雅典历史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有的学者据其农作物产量分析，认为其中只有1／4是可耕地（约相当于古罗马一个中等规模的农场）。（注：M.I.芬利，前引书，第99-100页；J.K.戴维斯：《公元前600-300年雅典有产家族》（J.K.Davis,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 600-300 B.C.），津1971年版，No,2921.）而当时演说家们一般把70英亩以上的地产称为“大地产”，这种地产往往分布在几个地区，（注：狄奥尼修斯：《关于吕西阿斯的演说》：52。B.S.斯特劳斯，前引书，第81页。）不利于规模经营和奴隶的使用。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土地所有者人数稳中有升。前403年，雅典总数约1.4-1.6万，其中无地者约5000人；（注：狄奥尼修斯：《关于吕西阿斯的演说》：52。B.S.斯特劳斯，前引书，第81页。）而在前322年实施拥有2000德拉克玛以上的财产方可成为公民的法令时，有1.2万人被剥夺公民权。（注：吕西亚斯：XIX.29、42。）按当时的地价，2000德拉克玛约合6英亩的土地。（注：吕西亚斯：XIX.29、42。）拥有土地与公民权互为条件，6英亩恰好是雅典公民人均耕地之数。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否认这1.2万公民大都是小土地所有者。可见，公元前4世纪雅典地小土地所有者不仅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而且地位较为稳定。
    公元前4世纪雅典国家已难以继续依靠扩充领土、 对外掠夺等手段改善公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与前一世纪相比，此时雅典土地所有制最显著的变化并不是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和所谓“大土地所有制”的流行，而是土地私有化程度的加深，土地的转让、买卖、抵押、出租的情况日渐增多。
    三、政治局势：相对稳定
    公元前4世纪雅典政局稳定，阶段斗争并未加剧， 公民大会的作用显著增强。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自公元前403 年雅典民主政治再建以后，“人民大众的权力一直在增长 。人民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主人。用命令，用人民当权的民众法庭来处理任何事情，甚至原本由议事会所审判的案件也落到人民手里了”。（注：A.H.M.琼斯：《雅典民主》（A.H.M.Jones,Athenian Democracy），牛津1957年版，第89、24、79-80页。）（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L I.2;《政治学》，1298[a]3-11。参见：R.K.辛克莱：《雅典的民主和参与》（R.K.Sinclair,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剑桥1993年版，第67页。）正是由于其间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真正成为雅典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几乎所有决议的通过皆须经多数人的赞同，才使得人数占绝对优势的中下层公民有效地维护了自身的利益，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公民集体大多数成员地位稳定，是其间雅典统治集团内部诸派之间常常互相攻击和谩骂，但并无激烈的武装冲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公元前4世纪雅典高层军政官员的权力日益分散， 个人权力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是城邦政局稳定的又一重要因素。在雅典极盛时代，公民大会原则上是最高权力机关，但伯里克利在连任首席将军的十余年间，几乎独揽全国军事、财政、外交大权。（注：普鲁塔克：《传记集·伯里克利传》（Plutarch's Lives,Pericles）：XV.1-XV 1.6。）修昔底德一针见血地指出，雅典“虽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实际上权力是掌握在第一公民（伯里克利）手中”。（注：修昔底德：Ⅲ。19.1.Ⅱ。12.Ⅱ。65.）伯里克利的权势之大在雅典历代当政者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公元前4世纪，在民主政治的权力机关的有效制约下， 城邦最高军政首脑的权势日渐缩小。（注：S.波尔曼：《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制中的政治家》（S.Perlman,The Politians in the Athenian Democracyof the Fourth Century B.C.），《雅典娜庙》（Athenacum），1963年第327-355页；《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政治领导权》（S.Perlman,Political Learders hip in Athens in Fourth Century B.C.），《往事评论》（La Parola del Passato），第22卷（1967年），第161-176页。）
    在古代城邦历史上，雇佣兵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少数权贵攫取权力，建立军事独裁的重要条件。与5世纪相比，4世纪雅典使用雇佣兵的情况不断增多。然而，W.K.普里切特指出，在公元前4世纪， 全部或主要由公民重装兵所担当的军事行动仍很常见，甚至比以雇佣兵为主的情况要多。而且，雇佣兵的招募和薪金的发放，以及指挥官的任命，通常皆由民主机关控制；即便是才能出众的将军，只要他稍有失误，就有身败名裂之虞。持续的财政困难使雅典不可能长期维持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因此，在前4世纪的雅典， 还从未出现过雇佣兵的骚乱事件或个别权贵以雇佣军为背景而左右政局的现象。
    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公元前4 世纪雅典奴隶制经济水平远低于前一世纪中后期，因而使奴隶主与奴隶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暂时得以缓和。其间在雅典既未发生奴隶大起义，也未出现大规模奴隶逃亡事件，就颇可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