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游民无产者：为数甚少
    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津贴制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法律规定， 五百人议事会成员在执行公务的当天每人可得5奥波尔， 民众法庭的审判员起初可得2奥波尔，后增至3奥波尔。公民大会的参加者在90年代中期每人每次可得1奥波尔，数年后增至3奥波尔，20年代增至1 德拉克玛。（注：参见：辛克莱：《雅典的民主和参与》，第57-58、148-169页。在前403-323年间，共有27位将军受到指控或弹劾。）法律还规定，除十将军等军事官员是以举手方法选举以外，其他官员均通过抽签方法选举，且不得连任或兼任（惟议事会成员可连任一次）。因此，普通公民一生难得两度任职。（注：参见：辛克莱：《雅典的民主和参与》，第57-58、148-169页。在前403-323年间，共有27位将军受到指控或弹劾。）据研究，公民大会除特别重要的会议外，与会者一般为2000-3000人。（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5[a]23;1317[b]23。）一位公民每年至多参加40次公民大会，若运气好，还可能当选为审判员。按当时物价，公民每次所得津贴约相当于其本人当日膳费，且极不稳定。尽管按规定每位审判员在任职一年内参加民众法庭活动不得少于100天，但审判员人数多寡通常视案情而异。有时因财政困难，法庭被迫关闭。显然，即便是那些无牵无挂的单身汉，也不可能常年靠国家津贴维持生计，更何况那些有妻室儿女的公民了。
    在雅典帝国时代，当政者可利用属国的巨额贡赋，为贫民提供各种谋生手段，如参加公共工程建设、充当桡手等。但最主要和最有效的措施是把所侵占的良田沃土分给他们，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农业生产者。（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LXⅡ。2;XXⅦ。3;XLL.3;阿里斯托芬：《马蜂》：88、300。）公元前4世纪，雅典中下层公民已难以靠剥削异邦人和奴隶为主，靠政府津贴生活又不可能，因而他们基本上都是自力谋生者。这一方面是由于战后农业生产的逐步恢复，工商业有所发展，公民集体中专营或兼营工商业的人数增多，另一方面也是与政府所采取的某些扶贫抑富的措施分不开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民的贫富分化，缓和了贫者与富者的矛盾，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集体意识：丧失殆尽
    公民的集体意识是随着城邦的形成和发展而得以巩固和加强的。其内容包括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共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伦理观念，等等。在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城邦危机深化的过程中， 城邦传统的意识形态开始受到很大的冲击和破坏。（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LX Ⅱ。2;XXⅦ。3;XLL.3;阿里斯托芬：《马蜂》：88、300。）
    高度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曾经是雅典人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抵御外敌并扩充国力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是雅典城邦的灵魂和精神支柱。任何一位公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城邦（公民集体）的需要，以城邦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这是城邦集体意识的核心内容。
    但是，随着私有制的发展，雅典社会的奢侈浮华之风日盛，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潮渐兴，公民的集体意识则日益淡漠。伯里克利死后，雅典统治集团内部诸派争权夺利愈演愈烈，一些野心家把个人的或党派的利益置于城邦或民族利益之上。这是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国力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何摆脱城邦所面临的种种困难，重振昔日雄风， 始终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爱国主义的主题。其间希腊爱国主义思想大致有两种论调。一种是伊索格拉底等人所倡导的泛希腊爱国主义。他呼吁各邦联合起来东侵，在《致腓力书》中大声疾呼：“让爱国主义思想所激发的斗争精神把希腊变成东方无穷财力的主人！”“让我们把战争带到亚洲，把亚洲的幸福带回希腊！”而德摩斯提尼则主张消除雅典国内不和因素，以实际行动来捍卫城邦的独立和民主。然而，此时雅典公民虽大都希望国家保持独立，但又不愿纳税支持战争，更不愿服兵役。前351年， 德氏发表演说，正确指出马其顿人乃是希腊各邦最凶恶的敌人。这篇演说有理有力，在场的雅典人报以热烈的掌声，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德摩斯提尼痛心地说：“腓力正在对我们铺罗设网，四面合围，而我们却还呆坐着不求应付！雅典人啊，你们究竟要在什么时候才能采取必要的行动？（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LX Ⅱ。2;XXⅦ。3;XLL.3;阿里斯托芬：《马蜂》：88、300。）”德氏似乎意识到，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丧失，极大地削弱了希腊民族尤其是雅典公民集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如此下去的结果只能是坐以待毙。
    六、结束语
    古代城邦形式多样，城邦危机的具体表现也是千差万别的。公元前4世纪雅典城邦危机与罗马共和国危机不同， 与同期的斯巴达的城邦危机有别，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是公元前5 世纪末城邦危机的简单的继续深化。首先，雅典城邦在公元前4世纪没有任何领土扩张， 奴隶制经济在低谷中徘徊发展，总体水平远低于其极盛时期。这是科学认识其间雅典城邦危机的大前提。其次，雅典私有土地的规模无明显扩大，土地所有权与公民权基本重合，中小土地所有者仍是公民的主体。但土地私有化程度加深，进程加快，尤其获得公民权的少数富有的异邦人大量购置地产，使城邦土地所有权这道封闭性藩篱上的裂缝进一步加深。第三，公民的数量和财产状况相对稳定，但甘愿为国捐躯者日益减少。城邦的财政状况又不允许它长期养活大批外籍雇佣兵。因此，雅典名义上仍实行公民兵制，但公民的战斗力和从军的积极性日益为金钱和私利所驱使。这实际上是公民兵的雇佣兵化。第四，与前一世纪末相比，公民贫富分化并未加剧，社会的主要矛盾有所缓和，民众权力日益增长，个人权力日益衰弱。最后，城邦的驱体尚在，且基本保持完好，但实际上已由一个同心同德、充满活力的公民集体，蜕变为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公民集体。总之，公元前4 世纪的雅典城邦在几乎完全相反的历史方向上越走越远，从而不能不使它逐步陷于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