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既是他对历史认识自我深化的结果，也是年鉴学派史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一种更新，论者指出：“第一代年鉴派史家从经济、社会史研究以及文化心态史的研究来追求对历史的整体认识，从而批判了传统史学，尤其是实证史学以事件为主的历史研究方式。布罗代尔则更深一步，从历史时间性的层次来揭示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本质差异。”〔6〕进而言之， 在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派史家那里，不仅认为人类社会实在有层次，而且认为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与理解也有层次。在他们的心目中，历史再也不是单向度的平面型，而是具有多向度、多层次的立体型了。尽管他的长时段历史观有其片面性，他的历史时间三分法也并未能完全阐明结构、情势与事件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7〕， 但他的历史时段理论“是一项独特的创造”〔8〕，是对法国现当代新史学实践的系统总结， 是对战后世界史学进步的一个具体的而又巨大的贡献。
    三
    年鉴学派在60年代末经历了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过渡。1968年，法国发生了五月风暴，是年，布罗代尔辞去了《年鉴》杂志主编的职务，把它交给了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勒胡瓦拉杜里、马克·费罗，年鉴学派于是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随着1975年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成立，成了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基地，继续出版《年鉴》杂志，并打出了新史学的旗帜，从此他们被称为“年鉴--新史学派”，人们通常以这一名词指称布罗代尔辞去《年鉴》杂志主编之后迄于今日的第三代与第四代的年鉴学派。
    战后法国史学，在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潮流的推动下，在第二代、第三代年鉴派史家的共同努力下，呈现出了一个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主题不断丰富的新局面。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在地区史研究中得到了有力的体现，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和博韦人》和勒胡瓦拉杜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它成了贯彻总体史研究的基础和样板。
    对于心态史（或者精神状态史），年鉴学派史家虽然说法不一，但对其重要性却取得了共识，它在70-80年代的兴盛把年鉴学派的史学范型推向顶点。勒胡瓦拉杜里的《1294-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和《罗马人的狂欢节》充分显示了心态史作品的风貌。
    心态史的繁荣有赖于历史人口学的发展，战后法国人口史是在J ·默伏瑞、古贝尔和L·亨利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而获得迅速发展的， 由于借助于电子计算机系统进行资料处理，至60年代达于大盛，不仅带动了新史学一系列领域的开创（如心态史），也推动了西欧诸国（如英国）历史人口学研究的发展。
    系列史是法国历史学家的一种独创，而且被菲雷认为是史学思想上的一次革命，影响遍及整个西方史学界。系列史是由计量史学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它与经济史家所运用的计量经济史有别。年鉴学派史家所说的系列史，重视长时段中的统计的系列与数据分析，这是他们所倡导的总体史观念的直接产物。 系列史的概念是由肖努夫妇在《1504-1650的塞维利亚和大西洋》一书中提出来的。
    战后法国史学领域的开拓与方法的革新，在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不少领域（如经济史和历史人口学）均领先于国际史学界，但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法国新史学行之有年也发生了流弊，对它的批判日益猛烈，张芝联指出年鉴派史学的主要缺点是：它把历史弄得支离破碎，所谓“全面的历史”，实际上提供的无异于一个“万花筒”，而不是一个整体，在各种历史现象之间看不出内在的有机联系；它虽然重视经济社会结构的研究，但往往只对这种结构作静态的分析与描绘，不注意质的变化；它鄙视政治史，忽视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在年鉴派史学的心目中，人完全成了消极被动的傀儡。〔9〕
    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一系列新的挑战，促使年鉴派史家对自己的史学思想进行反省，它以70年代出版的两部史学著作最为有名，那就是1974年，勒高夫与皮埃尔·诺拉主编的《研究历史》，1978年，勒高夫与夏蒂埃、勒韦尔合编《新史学》，两书互为补充，回顾总结，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去了解如何构建今天所需要的史学”〔10〕。
    由此，人们可以窥探到从年鉴学派到新史学派的演化轨迹，看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70年代以来的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历史学家，继续奉行长时段理论，注重研究各种结构和变化缓慢的但长期起作用的事物。目前他们热衷研究的领域是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他们重视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更新，这是对年鉴史学新范型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完善和发展。但是，过去被前辈年鉴派史家忽视的政治史又得到了第三代年鉴派史家的青睐，而这些又反映了新一代历史学家与上一代之间的某些区别。
    时代在前进，随着年鉴学派的新陈代谢，年鉴学派的学派性在削弱、在淡化，对此第三代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勒高夫指出：“我们的学派性越来越弱，我们是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观念基础，我们又是一个运动，我希望它继续存在与发展。”〔11〕正是基于这一点，1978年勒高夫倾向用“新史学”来包容这一运动的所有历史研究实践，来概括以年鉴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当代法国的史学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