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曾经说过：上世史是中国的中国，中世史是亚洲的中国，近世史是世界的中国。他的所谓近世史，是指乾隆末年以后的历史。也就是说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发生关系的历史。平心而论，从一种特定的角度来考察，梁氏的说法具有明白而确定的概括性。在世界近代史上，1840年以前的中国和1853年以前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极重要的一点，就是都同处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世界市场逐步形成、殖民主义浪潮席卷世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所有的国家都不可能闭关锁国地生存下去了，而中日两国的统治者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实行着闭关锁国的封闭政策。中日两国的大门都是被西方的炮火轰开的。在中国，其标志是鸦片战争。在日本，其标志就是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率舰队东来叩关。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中日两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有相似之处。而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也都是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而出现的。它们在两国历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它们对两国历史的实际影响，却不可同日而语。
    一
    即使粗略地扫瞄一下，人们也会发现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就其基本方面说，有着许多的相同点。这些相同点，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由世界大势和两国自身的社会性质，以及中日两个民族在此时所面临的历史课题造成的。一句话，这些共同点，是历史地形成的。
    第一，从外部环境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在本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全面侵略、社会面临着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严重危机时所发生的政治运动。这种侵略与危机，在中国，是鸦片战争的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主权的逐步丧失，大量的赔款、割地和全国被几个列强瓜分为若干个势力范围，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
    在日本，则是1853年以后的被迫开关，是《日美亲善条约》、《安政五国条约》、《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之类的极端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是黄金的大量外流，是经济的日趋恶化，是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是被迫让外国在本土建立军事基地，是国内政治危机的加剧，是国家存在着被肢解的危险。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分别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爆发的，它们都背负着救亡的历史任务。
    第二，从运动的社会性质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在本质上都是以带有某种半殖民地化色彩的封建社会为母体，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变革。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可以上溯到北宋。而在较完整的意义上说，明代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较可观的发展，然而，直到鸦片战争前，还是封建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其中，虽经洋务运动的推动，资本主义经济成份有所增长，但在社会经济中，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而鸦片战争后强加给中国社会的，则除了一部分外来资本以外，更多的是半殖民地化的因素。
    日本在18世纪从自然经济中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因素。特别是在江户幕府建立之初，由于政局稳定，全国统一，商品经济获得较大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以手工业工场为载体，已缓慢地开辟着自己的航程。然而，就整个日本社会而言，它也不居主导地位。1853年以后的开关，又给仍蹒跚在中世纪长廊末端的日本社会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因此，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以带有半殖民地色彩的封建社会为出发点，旨在经过变革而走向近代文明的政治运动。
    第三，从改革的内容上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包括着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诸方面变革，两个运动所涉及、所要解决的，都不是枝节性的而是社会体制、社会制度问题。戊戌变法诚然是个失败的运动，运动中的主干人物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包括光绪皇帝下的二百多个诏书，许多并未实行就已烟消云散。但就其所提出的内容来看，诸如废八股、办新式学堂、开言路、裁减绿营、裁撤臃肿机构、准许自由开设报馆、设中国银行、矿务铁路总局、办农会、商会、训练精兵、奖励新发明，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问题。而明治维新运动所提出的尊王攘夷、尊王倒幕、版籍奉还、地税改革、废藩置县，以及“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大量输入西洋文化的措施等等，也都是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问题。
    第四，从运动的实行方式上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由围绕着皇帝的一个政治集团酝酿、引发、组织、施行，自上而下地采取颁布政令、法令等方式进行的。在中国，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知识界的精英们，拥簇着一个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在日本，则是得到一批武士支持的萨摩、长州二藩和一些有西方思想的志士，把凄凉寂寞的天皇推到历史的前台，以实现自身的抱负。
    然而，历史仿佛对中国过于残酷，而对日本过于恩宠。当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运动，摆脱了殖民化命运的枷锁，走向资本主义进而成为近代列强中的一个时，中国却在戊戌变法之后，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蚕食、瓜分的对象。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世界近代史时，人们常常会感到困惑，为什么出现这样一种“同途”而“殊归”情况，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这里扮演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