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加诺（1901-1970）是印尼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缔造者。太平洋战争和印尼沦陷期间，苏加诺与占领军合作，充当了日本在印尼的行政代理人。对苏加诺的这段历史应该如何看，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
    一、敌乎、友乎--苏加诺为何与日军合作？
    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对印尼的侵占是以攫取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为目的的。1942年3月，日军仅以战死840人，负伤1784人的很小的代价①，仅用八天就征服了印尼的政治、经济中心--爪哇岛，而日军对其它岛屿的攻占则更为顺利。
    长期从事反对荷兰殖民统治活动的苏加诺于1933年第二次被捕并被判流放，1938年被押到南苏门答腊的朋库节。当日军在苏门答腊登陆时，作为重要政治犯的苏加诺正在荷兰士兵押解下逃往西部的巴东港，准备乘船往澳洲。据苏加诺在《自传》中说，他们到巴东后，荷兰的统治秩序已经崩溃，他躲到了一个旧友家中，几天后，日军进城了，不久，日军宣传部门的一位官员就来和他进行了接触。接着，在日军的“护送”下，苏加诺乘火车来到日军司令部所在地武吉丁宜，日军司令藤山大佐接见了他。双方交谈一开始，藤山就说，日本人的任务是把东南亚各国从西方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苏加诺追问说，日本统治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的印度尼西亚吗？藤山马上回答：“是的，苏加诺先生完全正确。”②于是，苏加诺接受了藤山的要求：为军管当局工作，为当局与印尼人民建立联系，并设法使印尼人民顺从日本的统治和为大东亚战争服务③。1942年7月，按日本方面的安排，苏加诺又被送往爪哇，日军第十六军中将司令今村均接见了他。据日本方面的记载：“今村司令官略述了其统治方针，要求协助。苏加诺答应其要求说：‘战争终了之后，看日本的方针如何而定，或许会拒绝也说不定。但战争中将全面协调阁下的统治方针’。苏加诺要求每月二千基尔达作为独立运动的资金。今村说：‘那怎么够？我给你十倍，希望你充分地帮个忙吧！’于是交给二万基尔达及汽车二十辆。”④在雅加达，苏加诺与另一个印尼民族主义领袖哈达见了面，他们决定与其他印尼政界和宗教界的头面人物一道与日本占领军合作。
    一个从中学时代起就致力于反对外国殖民统治的职业革命家，为什么与日本占领军稍一接触，在获得日方对印尼独立的空洞保证后，即表示欣然与日军合作？当然，最直接、最简单的解释是他贪生怕死，通敌求荣，正如荷兰战时首相P·S·格布兰迪在其《印度尼西亚》一书中所描绘的，苏加诺是一个“所谓的民族主义者”和一个“日本人的马屁精”⑤。然而，这种解释过于直观和草率。你能想象一个两次被捕，在殖民当局狱中和流放地被监禁约11年之久的革命者能这么轻易地就向“敌人”输诚吗？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⑥其实，苏加诺的选择与他一贯的政治理念和哲学思想，与他对战前和战时世界格局的分析，以及与他对日本的看法是分不开的。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个日军占领前后的印尼形势。战前的荷属印尼是一个种族地位和经济地位非常不平等的社会，整个社会基本上由欧洲人、华人和原住民三个层次构成。占人口约4%的欧洲人攫取了社会大多数财富，与占人口绝大多数原住民之间的经济地位极其悬殊，华人的经济状况较原住民为好，但与欧洲人相差甚远。加之荷兰殖民当局的高压政策，导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一直异常尖锐。在面临日本入侵的形势下，1939年5月，经多方努力，一个由印尼八个民族主义政党联合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印尼政治联盟”宣告成立，它公布的纲领“将反法西斯斗争和印尼的最终独立这两个目标结合在一起。”⑦1939年12月，经殖民当局允许，在雅加达召开了“印尼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采用印尼语为国语，红白旗为国旗，大印尼歌为国歌。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认为，印尼面临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威胁，印尼人民有必要与荷兰政府合作共同抗日，为此，必须成立一个由人民选举的议会。决议敦促荷兰政府“给予印尼在荷兰宪法范围内的自治”⑧。荷兰政府迟迟不予答复，直到1940年5月，德军占领了荷兰，在英国的荷兰流亡政府答复印尼全国代表大会说：“任何政府改革都推迟到战后再说。”由于荷兰政府的顽固态度，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没有能够实现。
    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60年代印尼共编著的《印尼共产党的四十年》一书中指出：“由于印尼政治联盟领导人之间的合作只限于上层，没有进而唤醒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因而就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迫使荷兰殖民政府同印尼人民一道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印尼政治联盟和印尼人民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从来没有发动群众斗争来支持。”⑨
    不仅印尼本身的政治力量未能动员起民众起来抵御日军的入侵，就是荷印当局也出于“防民甚于防寇”的心理，不愿也未发动本地人民起来共同防御。
    以上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当时的印尼民众也不存在自发的抗日倾向。对印尼民众来说，日本并不是陌生的国家。早在二、三十年代日本就对印尼进行了广泛的经济、文化和宗教渗透。到1934年，日货对印尼的输出已占印尼总输入的31.8%，居第一位，而宗主国荷兰仅占12.9%⑩。日本帝国主义打着“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旗号，把自己装扮成受西方殖民主义奴役下的民族的“解放者”，利用东南亚社会各阶层中反西方的情绪，鼓吹所谓日本和亚洲各国共同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为了策应日后对印尼的占领，日本政府有目的地对印尼各界进行拉拢，煞费苦心地笼络和培养了一批亲日或对日本有好感的印尼各界人士，并通过他们影响了相当一部分印尼民众，在日本入侵时采取听之任之甚至“打着印尼红白旗和日本太阳旗列队欢迎”（11）的态度。这也正是日本能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轻易攻占东南亚最大国家印尼的原因之一。在日军攻占印尼的最初日子里，日军的所谓“解放者”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据曾经出任过印尼共和国总理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回忆说，占领泗水的日军命令所有政府公务员在广场集合，然后将荷兰公务员和印尼公务员分开，接着，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跑来将荷兰公务员押上卡车运往俘虏营。“这一切都是有意在印尼公务员面前进行，以使他们看看亚洲国家的士兵是怎样逮捕和侮辱那些荷兰当权者的。”（1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看法：
    其一，在日军入侵时，除了防守爪哇的8万余英、美、荷等守军进行了一些孤立的有限度的抵抗外，整个印尼社会基本上不存在抗日的要求和气氛，三百多年荷兰殖民统治倾刻土崩瓦解给民众带来的庆幸一时间掩盖了民众对日军入侵的恐惧和本能的反抗；或者这两种情绪交纳在一起，使民众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在这个背景下，又怎能苛求反荷的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苏加诺不与日军合作呢？苏加诺的行为与当时的形势并不相背离，换句话说就是：苏加诺只是随了大流。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中国和印尼的不同国情，不能把我们对一些历史现象的是非观念照搬到印尼。
    其二，没有民众抗日力量的精神支持或作为后盾，使苏加诺在日军面前的选择余地很小。在与荷兰人作斗争的日子里，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强大的群众力量支持，而在日军面前，这些都变得模糊起来。不与日军合作，在苏加诺看来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与日军合作，印尼的独立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况且日本人已答应将印尼的行政机构交给他管理，并且许诺将来给予印尼“独立”，即使这种许诺是空洞的，也还有机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争取。用苏加诺自己的话说是：“我们站在日本一边，我们做日本的后盾。我们这样做，是由于我们深信：采取这种态度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将来取得幸福的唯一途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