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加诺的观点代表了印尼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普遍看法，亦是这个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他们盼望取得民族独立，但又不愿发动和依靠群众，也不相信群众有力量推翻殖民统治，而寄希望于外部力量。
    其次，早在战前苏加诺就对日本势力的扩张及其与西方列强的冲突有他一套独特的看法。长期以来，由于日本的渗透和别有用心的反西方宣传，使得印尼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中不少人幻想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会帮助印尼推翻白种人的荷兰殖民统治，实现印尼独立。比如，苏加诺早在二十年代就曾预言“印度尼西亚的得救，将来自帝国之间在太平洋的冲突”（14），在未来的太平洋战争中，他将与日本人合作以驱逐亚洲人的主要敌人--殖民列强（15）。二战爆发后，在流放地的苏加诺写过一系列文章，其中不乏对法西斯主义恐怖行径感到痛恨的词句，并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没落的资本主义，“与印度尼西亚精神格格不入”，但他又嘲笑那些从意识形态来看待战争，把二战看成是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冲突的观点。按照他的看法，“资本主义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和法西斯对比半斤八两。二次大战是利害冲突，不是意识形态冲突。因此，在战争中亚洲国家并不一定要感到有义务支持哪一方。”（16）对印尼来说，没有理由必须替荷兰政府反对日本的入侵和占领，敌人的敌人未必是我们的敌人，印尼自身的独立才是首要的目标，“任何有助于达到这个目标的措施，在道义上都是言之成理的。”（17）与入侵的日军合作，虽然带有很大的被迫成分，但与和荷印政府合作抵抗日本相比较，还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还有待于今后去体验，可是荷兰帝国主义势力，他早已领教过了。”（18）
    是联荷抗日，还是联日抗荷？战前在印尼社会上层就有过争论。哈达和沙里尔（19）等人认为：“轴心国对于印尼的自由，比起现时的荷兰殖民主义是个更危险的威胁。”印尼有必要“和荷兰参加同一阵营。”（20）而苏加诺却认为：“西方殖民者是真正的敌人，日本也是敌人，但却可以利用来达到印度尼西亚的目的。”（21）
    双方认识差异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是受教育的背景不同（22）。哈达、沙里尔以及印尼共的主要领导人都在荷兰受过教育，受西方影响较深，“在三十年代就倾向于把法西斯视为唯一的敌人”，“把争取独立的斗争从属于反法西斯斗争”（23）。而苏加诺是在本国受的教育，虽然是殖民地教育，但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毕竟较曾留学荷兰的人少得多。这种观点能够说明一些问题。除此以外，笔者还认为，从苏加诺民族主义思想的构成，也可以找到部分答案。苏加诺早年广泛接触过杰斐逊的民主论，韦布的费边主义，马克思主义，康德、黑格尔和卢梭的学说，但对他影响最大最持久的却不是西方学说，而是亚洲以“三民主义”为标志的孙中山学说和以“不合作主义”为特征的甘地思想，这二者构成了其民族主义思想基础。孙中山早年有所谓“大亚洲主义”的学说，甘地提出排斥一切西方文明，返朴归真的社会理想，这些不能不对苏加诺产生影响。使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深深地打上地域的烙印，认为西方帝国主义是全亚洲人民的共同敌人，反殖民主义就是反西方殖民主义，而对同为亚洲人但却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丧失警惕和缺乏必要的洞察力。加上苏加诺长期受到荷兰殖民当局的监禁和迫害，反西方的意识强烈，很容易与日本占领军的反西方宣传产生共鸣。
    以上分析了苏加诺与日本占领军合作的背景和若干因素。总之，苏加诺的所为，原因是复杂的，不仅仅是“被迫”，更不宜于用“贪生怕死，通敌求荣”来定调。
    二、“合作”与“独立”二者可兼而得之吗？
    在日本占领印尼的三年半中，苏加诺共担任了日本人委任给他的六个职务：日本军政监部顾问（1942年9月）、民众力量总会会长（1943年3月）、中央参议会议长（1943年9月）、爪哇奉公会主席（1944年3月）、印尼独立准备调查委员会委员（1945年3月）和印尼独立筹备委员会主席（1945年8月）。无可非议，苏加诺是日本占领军在印尼的最高代理人，与另外三个印尼政界和宗教界头面人物哈达、德万托罗和曼苏尔一道并称为日本当局合作的“四叶苜蓿”（24），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以印尼为主的在日军控制下的行政、宗教和文化系统。那么，与日军合作的苏加诺等人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作为许予战后让印尼“独立”的空洞诺言的交换条件，日本军政府要求苏加诺帮助巩固日本在印尼的统治，为日本的战争服务。具体任务是：“一、保障日军后勤补给，如大米和其它食品，还必须保证提供日军急需的物资。二、动员人民群众到前线去服劳役，挖战壕，建机场和高射炮阵地，组织‘勤劳奉仕队’为日军服务，向日军休假地提供女招待。”（25）这些任务苏加诺等人基本上忠实地执行了。正如《苏加诺政治传记》一书所指出的：“看来他确实作了很大的牺牲，为了使自己能让日本人满意起见，他做了很多有失体面的事。比起他曾一度猛烈抨击在30年代和荷兰人合作的那些人来说，他是走过了头了，远远走过头了。”（26）这个道理很简单，苏加诺既然选择了与日军合作，就无法取决于自己：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双方合作的基础就是支持“大东亚战争”，为战争服务的任何措施都是不折不扣的，毫无商量余地的。
    必须阐明，日本在印尼统治的残酷性丝毫不亚于它在亚洲其它国家。日军并不因为有印尼社会上层的合作就对印尼人民“慈悲为怀”，日本占领军奉行高压政策，严密地控制包括苏加诺本人在内的印尼官员的言行，疯狂地镇压人民的地下反日活动；肆无忌惮地掠夺印尼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强制推行“日化”和奴化的文化、教育。日本统治“最残酷，最令人愤恨”的一个方面是强征劳工，在日占领时期，印尼人民“因被迫参加日军辅助部队在前线阵亡的，或因在印尼和国外从事强迫劳役被折磨死的，约有500万人”（27）。其中仅参加泰缅“死亡铁路”构筑而死于非命的爪哇劳工就达23万人。
    日本占领印尼的目的就是掠夺资源，以战养战，试想，如果没有以苏加诺为首的印尼人行政官员的协助，日本的这一目的能顺利达到吗？“毫无疑问，日本人由于他的合作所得到的好处是巨大的，他的合作充分满足了日本人把他回爪哇的目的。”（28）难道身为日占时期印尼人民的“领袖”和“代言人”的苏加诺对由于日本的残暴统治而给印尼人民造成的无穷灾难能不负一点责任吗？这种责任哪怕仅仅是道义上的，也足以令苏加诺痛苦和惭愧。
    在整个日占时期，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动就其数量和程度而言都是低烈度的，但也有不少悲壮之士为反抗日本法西斯而遭屠杀，比如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沙利弗丁（29）、巴慕吉，比如1945年2月爆发，后遭日军血腥镇压的勿里达卫国军起义，再比如在日军制造的西婆罗洲大屠杀中惨死的无数华、印（尼）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同样在法西斯的高压下，抗日志士的宁死不屈如果没有让苏加诺感到汗颜的话，至少也使他的所为相形见贱。
    苏加诺与日军合作就是企盼由日本“恩赐”印尼以独立，但历史的事实与苏加诺等人的企盼大相径庭，日本人根本不是作为“解放者”来到印尼的，日本占领印尼，起初是要把它作为日本国土的一部分，只是到太平洋战争快支撑不下去了，才许给苏加诺等给予印尼独立的“保证”，而且，日本给予苏加诺等让印尼独立的诱饵也不是一次下足而是逐步增加的。其实，日本对印尼的政策不同于对东南亚其它地区。1943年8月1日和10月15日，日本宣布分别给予缅甸和菲律宾以形式上的“独立”，而在同年5月31日的日本“御前会议”仍确定：“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苏拉威西等地作为重要资源供给地极力开发，并努力掌握民心，适应当地居民的文化程度，尽力使其参与政治，但当前仍需继续实行军事管制。”（30）其中军事管制是真，而允许当地居民“参政”只是收揽民心的一种手段，是对苏加诺等人的一种“补偿”。当然，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印尼社会日益强烈的独立要求，日本占领军也不时对苏加诺等人作一些让步，但这些让步的幅度是很小的，是以不妨碍管制为前提的，充其量不过是让苏加诺担任一些虚职，在日本人监督下“参政”。而苏加诺要求在他担任主席的“民众力量总会”名称前冠以“印度尼西亚”和允许悬挂红白旗，唱大印尼歌，却被日本军政府驳回，并警告苏加诺“必须肃清新组织中有关印度尼西亚的意识。”（31）1943年7月，日本首相东条视察印尼，对苏加诺等进行“安抚”，扬言要让印尼人“更直接参加政府工作”（32），但在正式致辞时故意未提“印度尼西亚”，而只用“南部地区”和“爪哇当地人”，暗示日本对印尼的政策并无实质改变。1944年7月，东条内阁被迫辞职，由小矶国诏组阁，由于战局急转直下，出于争取印尼民族主义集团最大限度的支持，以便为将来的日印（尼）关系打下基础的考虑，才于9月7日宣布“在最近的将来”将让东印度群岛独立，这以后，日军才允许爪哇人民在限定的场合悬挂印尼国旗和唱大印尼歌。而所谓“最近的将来”又持续了一年，1945年7月27日，驻东南亚日军首脑在新加坡开会，决定将印尼“独立”的时间定于9月7日。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苏加诺等人在征得日本军政府总务处长西村默许的情形下，举行了独立仪式，正式宣布印尼共和国独立。
    由此可见，一直到战败投降，就连形式上的“独立”，日本政府都没有给予印尼。日本政府不断放出空气，将苏加诺等的胃口吊得高高的，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印尼民众配合日军在南洋群岛苟延残喘。事实证明，苏加诺走的“以合作换取独立”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印尼是在日本已经投降的情况下才宣布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