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未忘独立目标
    苏加诺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从求学时代到逝世，50年为之奋斗的是印尼国家的独立、社会的进步和主权的完整。是否要从他值得肯定的一生中抽出日占时期这一段另作定论？历史是一面多棱镜，对政治家行为的评判，除了通行的道德标准，还要看他的行为的直接和间接的后果--对他所承载的历史的发展是促进、停滞抑或是倒退。苏加诺是与日军进行了全过程的合作，充当了日军的代理人，但他并没有放弃民族独立的目标，他是怀着这个目的与日军合作的，也是朝着这个目标争取的，当然，他的争取是在日军允许的范围内，以不危及同日军的合作为前提的。
    苏加诺对日本当局给予的每一个“参政”机会和职务，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也欣然相从，因为他相信以合作为代价，可以利用合法机会从事民族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他后来回忆道：“当我请求准许我‘去写作和旅行，以便到我无法去的地区去缓和那里的复杂情况’时，他（日军司令今村均）就把飞机交给我使用，并让我得以利用报纸。他允许我召集群众开会。不仅苏加诺的名字，就是苏加诺的面容也为整个群岛所熟悉。”（33）的确，苏加诺担任了日本人给他的6个职务，“这些职务对他成为领袖是重要的。经过多年的反抗、不合作、坐牢和流放后，他突然有了地位和负起了重任”（34）。“如果日本人能相当放手的话，他就能够掌握全体人民”（35）。苏加诺的领袖地位是在日占时期奠定起来的，印尼有公认的领袖人物也起源于日占时期。人民接受作为领袖的苏加诺，并不仅仅在于他担任的职务，还在于他与人民的广泛接触和对独立的一贯态度。在日军的刺刀下合法地争取独立，很容易被归入向日军“讨价还价”之类，事实上，苏加诺所能够做到的也仅仅是力争让日本占领当局更多地放权给印尼官员，让印尼人管理印尼人的事务。然而，应该看到，苏加诺既然选择了与日军合作，留给他行动的余地就很有限了，对独立而言，他只能谨慎地、点滴地争取，作积蓄力量的准备，以待时机成熟。苏加诺利用他的职务“合法”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在日军的监督下组织和指挥印尼人的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沟通各岛屿之间的联系，减少地方独立性；维持战时经济，在满足日军所需的情况下尽其所能维持印尼的民生；在日军的允许下进行语言改革，推行和普及统一的印尼语；建立初、中、高一体化的国民教育系统，废除荷印时代的种族隔离和民族歧视政策，确立国民受教育机会均等原则，等等。许多工作，苏加诺等是借助日本占领军所订出的“铲除西化”的旗号进行的，因而破除了一些荷兰殖民统治的旧制度，确立了一些带印尼色彩的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印尼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此相连带，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印尼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家意识的复苏，因而，起到了为印尼的独立奠基的作用。
    这里特别有必要提一下日占时期印尼人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的建立，及其对日后独立国家所起的重要作用。印尼人行政系统是在荷兰公务员被捕，而日军为了筹款筹粮又特别需要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机关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日军起用了以苏加诺为首的大批他们认为能干而有经验的印尼公务员来填补荷兰人留下的空缺。在印尼殖民地历史上，印尼人行政官员第一次得到机会被授予重任，担任各部门各地方的领导人，虽然有日军监督，但使行政机构顺利运转主要依赖印尼官员。据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所说：这样“除了付出沉重的代价外，我们在两件事上获得了好处。首先，我们获得运转我们自己国家行政机构的机会，它给了我们责任感和信任感；其次，禁止使用荷兰语，必须使用印尼语，直到现在还有其现实意义。”（36）到日本投降前夕，除了少数最高职位仍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印尼人基本上自己控制了各级行政部门，并在行政管理上积累了经验，从而为独立的印尼国家机关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印尼人军事系统的建立在1943年春，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损失惨重，已由进攻转入防御，驻印尼日军大量他调，导致兵力单薄，不敷防守。为了确保印尼作为战略补给基地的安全，日军强迫印尼青年军训和接受民防教育，先后组织了“兵补”、“青年团”、“民防队”等各种形式的准军事辅助部队，然后，在此基础上于1943年10月正式组建名为“乡士义勇军”（简称“卫国军”）的印尼人武装部队，总数约3万余人，日军在营以上单位派有顾问。苏加诺向日军推荐加托特·曼库普拉贾为这支部队的司令。这是印尼现代史上第一支全部由印尼人组成的部队，虽然受到日军严密的监管，“但它毕竟是一支由印尼军官带领的印尼人部队，而其领导人又是从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挑出来的。”（37）事实证明，在日本面临战败时，卫国军的一些部队也掉转枪口，站到人民一边。这支部队的建立，为印尼培养了一批本民族的军事骨干，现任印尼总统的苏哈托就曾任卫国军的中队长。印尼共和国诞生后成立的共和国军就是以这支部队为基础的。
    总之，日本的入侵和统治给印尼社会造成了重大影响，其后果有些连侵略者自己也预想不到。应该承认，苏加诺在与日军合作的同时，为国家的独立还是作了贡献的。当然，我们对苏加诺等人在日战时期所做的直接或间接有利于民族独立的工作评价得要恰如其份，不可偏颇。
    注释：
    ①④【日】伊藤正德：《日本军血战史》，香港近代书局出版，第82、83页。
    ②③（11）（13）（14）（16）（17）（18）（21）（22）（23）（24）（26）（28）（32）（34）（35）（37）【澳】莱格：《苏加诺政治传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8、148、149、175、156、142、154、149、156、155、155、160、176、166、173、164、169页。
    ⑤格布兰迪：《印度尼西亚》。
    ⑥《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
    ⑦【美】约韩·F·卡迪：《东南亚历史的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
    ⑧【美】凯恩：《民族主义与印尼革命》，1963年美国依萨卡出版，第97页。
    ⑨《印尼共产党的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⑩《印尼民族解放运动简史》，北大东语系编，第26页。
    （12）（36）【印尼】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64、65页。
    （15）（31）（33）孙福生：《印尼现代政治史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1、68、61页。
    （19）哈达·沙里尔系印尼新民族党负责人。
    （20）【印尼】沙里尔：《流放归来》，纽约1949年版，第219页。
    （25）肖玉灿：《殊途同归》，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27）《印尼华侨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352页。
    （29）沙利弗丁由于苏加诺的求情而改判无期徒刑。
    （30）【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