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在，让我们讨论这两个政治运动的主要区别，在我们看来这也恰恰是明治维新何以取得成功，而戊戌变法何以失败的主要所在。
    首先，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虽然都是具有反封建性质的运动，但是，它们各自所拥有的力量，和作为其对立面的力量，却有很大的不同。戊戌变法的思想旗手是康有为，他是这场变法的精神教主。而政治上的权威或旗帜，则是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应该说，在思想理论的准备和宣传上，都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这个运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无论是公车上书也罢，建立学社也罢，以及后来的行走军机也罢，都主要是在发表言论、提供方案的范围内行动。这一切，在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上，诚然发出过耀眼的光芒，在其时沉闷喑哑的思想、政治界中所发生的震撼，也类乎核的裂变。而光绪皇帝，在名义上也是“九五之尊”，可以统帅一切、指挥一切。但是，维新志士们全是手无寸铁的书生。谭嗣同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可悲的正在于，他们手中没有刀，没有任何的武装力量。至于光绪皇帝，又是一个瑟缩在西太后淫威阴影之下的儿皇帝，在没有武装力量拥簇的条件下，他表面上的“无限权力”事实上却是极其有限的。光绪一生处于无权的地位，早在他入宫时已经确定了。光绪生于深宫，但他通过审阅奏章，认识到封建官僚集团的腐败无能、营私舞弊；军队无战斗力，对外战争一败涂地；洋务企业耗费国家大量钱财而亏损有加。光绪面对处于列强虎视眈眈威胁下的这样一个烂摊子，认识到不改革、不维新只有亡国。他又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知识，这使他接受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成为可能。他比较早地接触到维新思想代表人物如冯桂芬、康有为、汤震等人的著作，也积极主张向西方寻求治国之道。光绪，这个处于丧权辱国时期的末世皇帝在19世纪末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局势中，力图变革，他主战、支持变法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然而，维新改革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其锋芒所向，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及其腐朽势力，维新改革必遭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及盘踞要津的大僚的抵制，维新的精神也为保守的世俗所不容。到19世纪末，中国的顽固派仍主张“治国之道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1 〕维新派抓住光绪，开明官员拥戴光绪为首领，于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势力就极力削弱光绪的力量，凡支持光绪的均遭贬斥。善于权谋的封建统治势力的总头领慈禧太后将一切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势力和集团都集合在她的旗帜之下，正当维新派推动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上谕，开始新政改革之际，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逼迫光绪在明定国是上谕颁布的第四天连发三道上谕，除罢黜翁同龢外还有两项重要举措：一是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这是慈禧企图再度“临朝训政”，并操纵用人大权，既笼络上层官僚，又防止光绪帝任命维新派为高级官员，扼制维新派进入权力中心；二是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领北洋三军。这是守旧派部署政变的关键步骤。荣禄曾对慈禧太后说：“以皇上任用匪党（指维新派），难保日久不生变乱。京津咫尺，以北洋军可资镇制。”〔2〕所以军机大臣被罢黜后， 荣禄出任直隶总督，“身兼将相，权倾举朝”。
    总之，维新派没有军政实权，也没有广大人民作后盾，只有一个连自己地位也朝夕难保的傀儡皇帝，所以，当决战关头逼近，变革与反变革力量短刀相向时，他们找不到一只救生之筏，而只能把袁世凯当作“诺亚方舟”。而当袁世凯把他们出卖以后，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所谓“六君子”，也就只能或则瀛台被禁，或则亡命天涯，或则京华喋血，而决不能镇慑强敌、笑傲江湖。
    反观日本，日本明治维新时也面临沦于半殖民地的危机，但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那时世界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大多忙于其他事物还未顾及去争夺殖民地。日本史学家井上靖说：“英、法、俄的对立……使各国的侵略魔手相互受到牵制。美国的内战及其善后工作，使它没有余力在东方发动侵略。这一切都有助于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
    在明治维新前夕，以长州蕃为首的革新派即以“开港倒幕”、“强蕃割据”为口号，展开反封建的倒幕运动。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诸蕃，不仅有“船中八策”、“王政复古”、“辞官纳地”的方案、纲领，还有事实上的“王政造成的以天皇为核心的政治权威”，它恰恰是改革的领导者和推行者。
    其次，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另一个重要区别点是，它们历史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民族具有开放性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战后日本的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曾坦言，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以中国为师的。其后日本又从朝鲜、印度学习到不少东西。在幕府时代，尽管实行锁国政策，但它仍然向荷兰吸取了许多新知识，形成了相当有意义的所谓“兰学”。而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统治者由于尝到了苦头，并从残酷的现实中醒悟到，必须从科学文化和政治经济上向西方学习，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竭力向西方学习，成为朝野上下的大潮流、大风气。日本人对外来文化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对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合理吸收经过创造性的再熔炼，使其具有新的性质而逐步成为日本传统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稳定而又“开放”的文化系统。
    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历史进入近代，先进的中国人肩负“救亡”和“兴中”的使命，为救国也向西方去寻求真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旨在维护大清国的独立；洪秀全改造西方基督教为的是建立“男女平等”、“单一神权”的天国；康有为、梁启超推行变法走资本主义道路；孙中山提出“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这些只反映了中国近代国情之一面。从历史上看，汉、唐两朝是历史的大开放时代，然而，自安史之乱以后，特别是唐末以后，却逐步陷于封闭状态。比较地说，宋还不是很封闭的，郑和下西洋以后的明清社会，基本上就封闭起来了。闭关自守带来的社会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如果说，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是中国近代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的话，那么，思想文化上的闭关自守则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落后的重要原因。乾嘉汉学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人们不要忘记，当乾嘉学者将自己横肆的天才和巨大的精力销熔于经史之中，搞得梁任公所谓“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斓然如日中天”之时，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潮勃起之日。戴震、惠栋、焦循、阮元之辈，不是生活在但丁、卜伽丘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亚当·斯密、李嘉图、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的时代。当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之余，开始写《阅微草堂笔记》，宣扬“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窥”、“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3〕的前因后果说时， 正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和进行的岁月。翻阅历史至此，常常使人废书长叹：若是其时的中国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能够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以乾嘉汉学诸大师的才能和精力，其成就当会有崭新的面貌，中国的学术思想当不会落后如许，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闹出封疆大吏叶名琛靠吕洞宾的乩语来对付外敌的笑话。正是在这样封闭的历史氛围中，戊戌志士们悲壮而激越的呼号，才显得特别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