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在蔡鸿生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在此谨致衷心谢意。
    英国学者G.F.赫德逊的《欧洲与中国：从最早时期至1800年的双边关系概述》（G.F.Hudson,Europe & China- A Survery of Their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伦敦1931 年版）一书英文原本初版于1931年，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它的中译本，书名为《欧洲与中国》（本文据伦敦爱德华·阿诺德公司1931年版本，下引该书仅标明页码）。该书在欧美学术界的相关领域中一直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然而它在我们国内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也许是因为赫氏的立足点刚好与我们的习惯相反：他是站在一个欧洲人的角度去处理欧中关系史的，从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考虑问题自有其难以克服的偏差。不过令人惊奇的是，从书中我们几乎无法找出当代西方人通常是难以避免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的明显痕迹，这可以拿该书的一个基本结论来加以证明：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优越感在19世纪以前是根本不存在的，恰恰相反，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西方人一直把中国文化当作崇拜的对象；只是由于近代工业文明带来的巨大科学进步及其相伴随的法制完善和伦理更新，西方文明才开始敢于凌驾在中国文明之上，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人“才可以谈论在非基督教的人民当中是如何缺乏人道的感情”（327-328页）。当然，使人耳目一新的并不是对中国文明的那种早期传教士式的赞美，而是作者隐含书中的一种独到的学术眼光。
    在方法论方面，赫德逊吸收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说，并提出了属于自己的新颖观点。《欧洲与中国》一书以较小的篇幅（正文部分仅为329个页码）完成了对先秦至18 世纪共约两千多年的欧中关系史的叙述，对于这样一部既受篇幅严格限制又在时间跨度及空间覆盖面等方面有较高要求的专著，读者没有理由期待从中能够找到详尽论证某些具体问题的章节或段落。该书与其说是一本涉及具体问题的专论，勿宁说是一部有关欧中关系的通史。应当承认，在史料挖掘方面该书给我们提供的新内容并不多，然而，力求避免材料的大量堆积、提纲挈领地展示二十几个世纪里欧中关系的渊源及流变、并从简要的分析中展现出作者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独到的历史眼界，正是该书的长处所在。赫氏通过《欧洲与中国》一书告诉我们：历史上欧中关系的重大变动很少取决于单一的历史要素，除了人们通常较为关注的政治、经济及军事以外，地理、气候、民俗及技术等条件也是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赫德逊对于这些要素显然作过起码的研究，否则他便无法如此轻松自如地解答通常被认为是十分枯燥的历史难题。例如，他认为希罗多德之所以把中国的方位误置于陆地的极北端，是因为古人过分迷信气候温差与地理方向间的关系并由此对顿河的流向作了错误的判断而造成的（46-48页），这一立论必然要建立在作者对于地理学和气候学的原理及其历史发展的基本了解的基础上；他叙述了一个“能征善战”并习惯于“野蛮的游牧生活”的突厥人帝国在一个生来就是“都市商业利益”代表并“担任丝绸贸易中介商”的粟特人（Sogdians）部落的穿梭斡旋下如何走上文明轨道的（123-126页），如果不事先对相关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生活习俗作一番调查，他就不可能在这些民族前面加上如此恰如其分的修饰词；他还描述了元代中国南方港口上的商船的构造、功能以及哥伦布西航的许多细节（163-164、217-223页），这不仅反映了他深受同时期在西方广泛流行的种种中国游记和航海日记的影响，而且表明了他本人对造船学及航海学的爱好。赫氏的研究方法并不受固定套式或僵化标准的局限，不过他仍有自己的基本准则。在他看来，与其他国际关系史一样，欧中关系史也以立体的动态和多元因素的互动为表现形式，任何只截取其中一两个现象进行孤立和静止研究而完全撇开时空上的内在联系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虽然该书旨在描述欧、中双边互相接触的历程，但作者也极其关注这种历程的横向联系。例如，他在叙述13世纪威尼斯与热那亚为东方香料贸易路线展开争夺时，并没有忘记伊儿汗国和埃及奴隶王朝等周边相关地区与民族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172-178页）；在叙述葡萄牙人所组织的东航时，他花了许多笔墨来介绍西班牙人组织的西航（204-234页）；在叙述迪亚士及达·伽玛等人沿非洲西海岸进行探航的同时，他特别指出了15世纪80年代科维尔汉姆（Pedro Covilham）及佩瓦（Alfonso de Payva）等人在非洲东海岸一带的探航活动对于保证前者最终取得成功的重要性（186-190页）；在概述16世纪中国社会的现状时，他顺便谈到了同时期的日本所发生的变化（239、 250 -252页）；在叙述16 世纪后期西班牙人谋求在中国东南海岸找到立足点的同时，他指出了“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的毁灭如何使西班牙人的这一企图遭到挫败（250-251页）；在叙述西欧主要国家从海路达到了与中国正面接触的目的的同时，他也并没有忘记俄国人从陆路的向东扩张（266-269页），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说明18世纪欧洲构成对于中国的“包围”圈的真正由来。可见，赫德逊是把欧中关系史置于整个世界国际关系史的大环境当中进行剖析的，这就使得他的立论要比我们通行的教科书式的论著方式高出一筹。从纵的方面看，赫德逊对于欧中关系史上重大事变的历史联系给予了同样的重视。尤为可贵的是，赫氏早在布罗代尔之前就看出了15-16世纪大航海活动的意大利渊源，他认为作为海上强国出现的葡萄牙实际上是“热那亚的养女”，“葡萄牙人是意大利人的学生”，因为在他看来，由葡、西等国所激起的整个西方的探航狂潮“最初是源出于意大利人的创举”，这种狂潮“表现出中世纪意大利的灵感”（170-171页）。这种观点也被顺理成章地应用到对于欧中双边接触的评价上。他认为，晚明时期葡、西等欧洲商船在中国海岸的活动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事件，它是欧中关系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该事件“应当被看作是‘鞑靼人统治下的和平’的余波”（170页）。
    由于充分注意到了这种横向的互动关系和纵向的内在联系，赫氏就得以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从整体上把握欧中关系史的整个发展脉络，并由此弥补了我们认识上的某些空白和不足。在赫氏看来，欧中关系史实际上是欧洲围绕着商业利益所进行的向东扩张的历史，其手段包括贸易、传教、政治外交活动及战争等等。当然，从较短的时段看，欧洲人未必会把中国作为其每一次东扩活动的直接目标，但在整个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欧、中两地各处“在旧大陆的两端”（9页）， 这必然使中国最终成为欧洲人东扩的一个可以而且不得不展开艰难对话的文明终点。《欧洲与中国》一书从传说时代的欧中关系说起，至18世纪末二者的真正接触及相互影响--即中国学界所说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被”--为止；赫氏通过早期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及其影响既为全书作了结，也为近代的中西关系史作了序。由于有关明清之际及其以后的中西关系已经早就为历代西方汉学家及近代中国学界所关注，因此该书的价值便主要体现在对于这种直接接触的历史渊源的追溯上，即欧洲人是如何把中国从一个神话中的世界变为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象、并一步步地伸开其扩张的触角、最终完成了对于中国的包围的。由此我便想到，倘若人们在研究鸦片战争期间及以后的中西关系史之前先阅读该书，会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