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化的官僚政治体制还直接导致了国家主权的“体面”丢失，赫德逊对此看得很清楚。在叙述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攫取澳门的过程时，赫氏以讥讽的口吻揭示了葡人是如何钻了官僚政治“权威”的空子的：“天子总是自称拥有一种他自己无法施行的权威；他的官员为他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间做出了一种微妙的区别来解决他的困难”。一方面，国土的丢失是有损天朝大国威仪的事情，因此从理论上来说这种事是绝对要力图避免的；另一方面，明朝的海防力量又在实际上不足以阻挡拥有利炮坚船的葡萄牙人的渗透和袭击。解决这一难题的最自然的办法就是在表面上继续维持朝廷那恩主般的权威地位，在暗地里却听任腐败的地主官员去把国土作交易--这一做法尽管要到鸦片战争之后才普遍盛行，但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对澳门的占领，实是一大发端！赫氏在这里已抓到了问题的实质：腐败不是丧权辱国的最终原因，它不过是僵化了的官僚政治体制的体现。
    赫德逊有关明清之际中国商人阶级的属性的分析实在是令人耳目一新。在国内曾经流行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城邦政治制度具有普遍性，包括中国在内的早期国家都曾以城邦的形式出现；二是充分利用和发挥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那段著名的话，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封建主义的母体里自然而然地孕育出来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主要是属于由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所造成的后天性毛病。这两种观点其实是相通的，即都是建立在承认人类历史发展的单一模式的基础上。按照他们的意见，各种人类文明间之“同”是符合规律性的本质所在，“异”则不过是偶发性的现象而已。可是，如果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将无法理解各不同人类群体那种相互接触和交往的迫切愿望及其相关行为：既然彼此具有同一的特征和内容，还有相互追求的必要性吗？这种淡化中西文化传统特殊性，把西方文明发展模式套用于中国历史的做法，表面看来是一种文化虚无主义，而本质上则与西方的文化沙文主义同出一辙，因为它其实也在走着文化趋同论的老路。在这方面赫德逊无疑给我们提出了一条新思路，在他看来，把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与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联结一起的一个重要共性是，两者都是把海权作为其存在的基础。古希腊城邦之所以能够从根本上与东方各式各样的所谓早期“城市国家”区分开来，就在于这种西式城邦的产生是与早期海上殖民活动互为表里的，两者缺一不可；而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也同样与近代海上殖民掠夺相辅相承，互为倚靠。有关古希腊的情况，英国的汤因比和我国的顾准已分别作过精辟的论述，他们都把跨海移民和海上活动看成是古代欧洲人基本的活动方式之一；而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在意大利北部一些经济最发达的沿海城市当中出现的，这一点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里都加以了肯定，至于以后资本主义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海的严重依赖性，更是众所皆知的事实。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基本上与海无缘，故如果曾经有过类似“城市国家”的形式，也不能类比于希腊时代的城邦；到了近古末期，中央政府更是坚持把政策的重点放在内陆的传统。由此看来，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的母体里是否曾经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以及有关外来的资本主义侵略是否打断了中国固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进程等问题，都还是大有进一步探讨余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