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日关系在本应该相当明确的同盟国与轴心国敌友阵营之中，呈现出特殊之处。在苏日两国及其各自的盟国和敌人之间，在一段时间之内，是一张复杂且微妙的关系网。由于苏日两国在1941年4月签订了中立条约，两国之间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互不相犯”的关系，但与此同时，它们的盟友又分别是苏联或者日本的死敌。直到1945年4月，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并在同年8月正式出兵远东，苏日关系也就此归于简单。以往大多数著述中，虽然把《苏日中立条约》立、废期间的苏日关系作为一种“特殊关系”进行考察，但并没有明确这期间两国关系的实质。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作为美英两国的盟国，已经与作为纳粹德国盟友的日本，处于事实上的敌对状态了。尽管两国维持着非军事冲突关系，但这并不能改变两国敌对关系的实质。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在关乎国家存亡的关头，怎样保证战争形势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怎样利用一切可能战胜所有的敌人，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的战略利益，构成了苏联处理对日关系的最高原则和出发点。
    一 一个敌人还是两个敌人：《苏日中立条约》的背后
    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形成之前，德意日三国于1939年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了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同盟。之后，三国以“轴心”标榜，向世人宣示了一个跨洲国家集团的密切关系以及隐现在“轴心”一词后面的世界性野心。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苏联都是这个集团针对的重要目标之一。对此，苏联心知肚明，也充分认识到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
    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苏联外交的首要任务，已经不是如何避免战争，而是如何尽可能推迟战争的来临。从这个意义上讲，为参战或者被参战争取更有利的条件，是当务之急。因此，苏联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与英、法进行结盟谈判，与主要威胁——纳粹德国达成协议以及与地处苏联国土另一端的日本保持关系的稳定。
    苏联与英法谈判无果，但在与德国、日本的外交折冲中有所收获。《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同样不是为了避免战争而是为日后到来的战争做最后的准备。《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也是如此。
    苏日开始讨论有关两国条约问题时，日本的侵华战争还在不断扩大，苏联建立“东方战线”行动也没有结束，纳粹德国在欧洲战场上气焰嚣张。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日两国从各自的处境考虑，都是着眼于应对已在进行的和即将来临的战争，来处理它们的关系。1940年7月2日，日本驻苏大使东乡茂德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进行了两个月中的第三次会谈。如果说，前两次会谈在签署条约上还是试探性的，那么在这次会谈中，双方第一次涉及签署条约的具体问题。深陷侵华战争的日本担心受到另外一个大国的进攻，为此“它不得不针对这种进攻采取预防措施”。东乡向莫洛托夫表示，和苏联为邻的日本希望与苏联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如果两国中的一个……遭受来自第三个大国的进攻，另一个不应该帮助发动进攻的国家。”东乡强调，“如果建立了这种关系，苏日之间的关系将得到稳定并且没有什么可以使之动摇。”莫洛托夫赞同这种想法，认为“使两国关系稳定的总的想法是正确的，这只有联合才能达到。”莫洛托夫进一步表示：“不帮助侵犯己方和不侵犯对方的总的想法是正确的。无论是在我们国内，还是在日本的所有明白人，不能不赞同这一点。”①
    似乎受到莫洛托夫同意其观点的鼓励，东乡茂德直接提出希望苏联不要再给中国重庆政府提供帮助。莫洛托夫回答说：“这个问题现在对苏联来说并不紧迫，目前所有帮助中国的猜测都是没有理由的。如果苏联帮助中国，中国也许就不会是现在所处的境地了。苏联有自己的需要，现在它要保证自己国防上的需要。”莫洛托夫又解释说：“他自己不否认这样的事实，即以前苏联给予中国人员、武器和飞机方面的帮助。但现在是另一种情况。”“我们的国家扩大了，在巩固本国国防方面我们有自己的需要。”②
    不难看出，在大战战火蔓延于欧洲、亚洲之际，苏联的考虑和行动都有非常明确的出发点，即从战争的角度确定自己采取的政策和行动。这种角度要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当前战争的环境，它可能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是苏联一旦被卷入更大的战争，如何使自己的处境更好一些。从大战的发展趋势看，苏联非常清楚它所能争取到的不是避免更大的战争，而是延长更大战争到来的时间。在争取更好的处境上，苏联会为了安抚日本而答应放弃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当然，苏联此举仍有短视之虞。失去苏联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会增加不小困难，中国战场形势就会变得对日本有利。在日本国内早有进攻苏联意向的那部分势力看来，这无疑是个机会，甚至是个鼓励。
    1941年4月13日，莫洛托夫与到访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莫斯科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规定苏日双方保持和平友好关系，相互尊重对方之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双方发表声明，苏方同时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地位及领土完整，日方则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③。
    条约的签订并未让苏日关系改进，这从斯大林和松冈在签约后的交谈中可以体会到。在斯大林为日本代表团中的军人祝酒之后，松冈的一番话冷风乍现：“这些统领着陆海军的人们从大局出发签署了中立条约。实际上他们总是在想消灭苏联。”④对这种暗含机锋的话，斯大林也不示弱：“所有日本军人要想明白，今天的苏联不是那个你们曾经战胜过一次的腐朽的沙皇的俄罗斯帝国。”⑤不难看出，这样的对话营造出的氛围会使人明显感觉到，“坐在桌边的不是朋友，而是敌人”⑥。
    条约的签订也并未消除苏日之间面临的战争危机。就在签约之后的第九周，纳粹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希特勒曾经当面向松冈夸下的两个月内把苏联从地图上抹去的海口，在苏德战争初期的战况衬托下，似乎大有变成现实的可能。其结果就是极大刺激了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一部分人，他们主张趁德军还没有最后击溃苏联之前发动进攻，以便有资格和德国一起分享好处。不久前刚刚签下中立条约的松冈，是主张北上进攻苏联的代表。在1941年6月25日召开的政府和帝国大本营联席会议上，松冈说：“我在签署中立条约时，德国和苏维埃俄国还没有开战。如果我知道它们将要开战，我也许会在对德关系中持更加友好的立场并且不签署中立条约。”他说他曾向德国驻日本大使奥托表示，“我们会不管(日苏)条约的规定而忠于我们的盟友”⑦。7月11日，御前会议给关东军和在中国北部的日军部队发出进行演习的第506号特别命令，以进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名义调动了约30万兵力，这个所谓的“关特演”，强调“演习”的目的是加紧准备对苏联的进攻。日军总参谋部还制定了从开始动员到结束对苏战争的时间表。根据这个时间表，开始对苏军事行动的时间定在8月29日，而结束军事行动不超过10月中旬。这就清楚地说明，日本统治集团并没有把遵守中立条约看得很重要。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苏联是一块大部分已被德国人叼在嘴里的肉，日本要做的就是尽快抢到更多。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北上派”没能争过“南下派”，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但日本统治集团认为，苏日中立条约完全可以根据局势需要撕毁；在他们眼中，这无异于一道纸屏。
    日本高层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北上南下”之争，并没有躲过苏联情报机构的触角。6月26日，苏联著名情报人员佐尔格向莫斯科报告，松冈对德国大使说，“毋庸置疑，不久之后日本将进攻苏联”⑧。7月3日，佐尔格再次报告，德国驻日武官相信，“日本将不晚于6周之后发动战争。日本人的进攻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开始，并登陆萨哈林，再从萨哈林进攻苏联沿海地区……”一周后，他又报告：“御前会议决定不改变进攻印度支那的行动计划，但同时决定准备一旦红军失败就进攻苏联的行动。”同时，他还告诉莫斯科，奥托收到来自柏林“尽可能让日本尽快参战”的指令⑨。7月30日，佐尔格从自己的情报渠道获得消息，日本准备进行的“关特演”，其主要矛头指向苏联⑩。根据日本的动员进度，“从8月下旬起日本可以开始战争，但只有在红军实际上已被德国人击溃，远东的防御能力已经削弱的情况下。”(11)直到9月14日佐尔格发来日本不会在今年进攻苏联的情报中，还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日本的“武装力量在明年春季之前还将留在满洲国，以便那时在苏联出现溃败情况下展开进攻。”(12)
    佐尔格的报告还只是苏联遍布各国的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之一，莫斯科还从德国、中国、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获得了类似情报(13)。这些情报之间相互印证，让苏联领导人形成一个强烈的印象：日本会随时进犯苏联。尽管这种进犯可能会因苏德战场的形势变化提前或者延后，但日本骨子里对苏联怀有的敌意难以改变。在苏德战争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作为德国盟友的日本，无论如何都不会被莫斯科当作“朋友”，苏日之间敌友的分界线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对苏联来说，日本甚至都不能算“潜在的敌人”，它就是一个随时可能扑过来的现实敌人。这个敌人之所以没有马上扑来，是在等待苏联在和德国的殊死厮杀中血尽气竭。于是，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苏联为了避免日本进攻，不使自己陷入两线作战，必须全力抵抗住德军；而要在对德战争中获胜，则需要及时得到反法西斯盟国的外部援助；这样，苏联从美英得到了援助，德国在苏德战场上感到的阻力和压力增大，愈加指望日本进攻苏联来分担压力；而苏德战场的战局僵持不下，日本也就越发举棋不定。
    苏日关系紧张和苏联对日本高度警惕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苏联在远东沿海海域布设水雷。1941年7月，苏联首次布雷后，通知了日方可能威胁到船舶航行的危险海域(14)。日方对此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次官大桥忠一在会见苏联驻日大使斯麦塔宁时警告说，苏联此举对日本渔船作业和其他船舶航行构成威胁，因而对日本国家利益构成打击；日本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11月5日，日本汽船公司的“气比丸”号触到苏联水雷沉没，造成156人死亡。日本政府要求苏联赔偿损失和清除设置的水雷。对此，苏联予以否定，认为事故原因不是因苏联水雷而起，不能排除日船自身原因或第三国的政治性挑衅，因此拒绝解除设置危险海域区(15)。其实，查明“气比丸”事件的真相并不困难，而且苏联无论如何也脱不了与这一事件的干系。苏联是在为布雷和不取消危险海域区的设置寻找借口。很好理解，归根结底它还是对日本不放心。
    此后，日本对苏联船只也频频采取行动。1941年12月，苏联的“克列切特”号、“彼列科普”号、“斯维里斯特罗伊”号、“迈科普”号先后被日军炸毁炸沉(16)。而1941年全年有10艘苏联舰船被日军炸沉(17)。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4月，日本扣押苏联商船194艘(18)。苏联政府多次严厉抗议和交涉，但日本官方都拒不承认和以战争时期为由推卸责任。防范——危害——报复，苏日之间的这一串“互动”，完全可以用“敌意”来解释了。
    从卫国战争的整体局势看，苏联实际上要应对的是两个敌人。一个敌人扑上来与苏联厮杀，一个敌人做好准备伺机而动；一个敌人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异常危险，一个敌人随时可能背后偷袭而须臾不能掉以轻心。对付这两个敌人，条约是靠不住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已是前车之鉴。苏联采取的战略措施是，与更强大的那个敌人死拼，以不屈的精神和顽强的韧力，震慑和压制实力较弱那个敌人，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这就是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对一明一暗两条战线之间微妙关系的把握。从这种把握上去理解斯大林果断地从东部军区调兵，去理解苏联对租借法案的关注，去理解为什么在彻底打败纳粹德国之前苏联都遵守与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就能从历史现象的表层更深入一步，放大认识问题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