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同盟国之间的援助和两个“第二战场”：苏联对苏日关系的利用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月1日，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成立；26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第一条明确规定：“每一政府各自保证对与各国政府作战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使用全部资源，不论军事的或经济的。”(19)法西斯集团和反法西斯集团的对决完全公开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进入新阶段。
    在反法西斯集团的三大国中，苏联和美英相比有一个特点，它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与敌对集团中不同成员的关系相对“复杂”：它与纳粹德国互为死敌，在战场上全力厮杀，又与德国的盟国日本保持国际法意义上的“中立”；同时，苏联的盟友美英两国，在不同战场上与德、日进行着交战。苏联希望美英两国在对德作战中给予大力支持，美英也希望在对日作战中得到苏联的帮助，由于苏联与日本保持着条约关系，无论是苏美英之间，还是德日之间，都在利用苏日之间的微妙关系做文章。这种现象在大战中是绝无仅有的。如果简单地用是否交战来衡量，似乎苏联既不是轴心国集团的共同敌人，也不是同盟国集团内忠实尽职的一员。
    从上述“两个敌人”以及对它们先后次序的排列看，苏联不可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把日本从自己敌人的名单中划掉，也不会对盟国正在与日本进行的战争完全无动于衷。实际上，苏联一直是把参与对日战争看作实现主要战略目标的助力手段。这个战略目标首先是战胜德国，之后是实现远东的领土利益。
    战胜最主要和最凶恶的敌人纳粹德国，是苏联大战期间最重要的军事目标。苏联战时主要内外政策都紧紧围绕这个目标，而其他的一切都要服从这个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服务。应当说，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为苏联实现这个目标增添了有利的砝码，它可以希望从盟国——主要是美英两国——那里得到进行对德军事斗争的物质援助和军事配合。在争取援助和配合的过程中，苏联也利用苏日之间处于敌对集团、但又没有宣战的特殊关系，企图改善对德战争中的被动局势。
    争取盟国更多更快地提供物质援助，是苏联战时的一项重要工作。苏德战争初期，苏联的艰难处境和对外部援助的迫切渴求，自不待言。但盟国对苏联的援助并不给力(20)。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在对日战争上开始“有求”于苏联了。1941年12月8日，罗斯福在会见新任驻美大使李维诺夫时明确提出，美军战机可否利用苏联领土例如符拉迪沃斯托克作为基地，对日进行轰炸(21)。答应这个要求意味着苏联破坏苏日中立条约，自动加入了对日战争。两天以后，莫洛托夫电示李维诺夫回复罗斯福：“我们不认为在当前时刻有向日本宣战的可能性，在日本还将遵守苏日中立条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保持中立。”莫洛托夫给出了两点理由，第一是苏联不愿意落下率先破坏中立条约的名声，“因为我们自己总是谴责破坏条约的政府”。第二个理由从两方面说到当前对日宣战时机不当：一方面，当前苏联对德战争的严酷处境和把几乎所有力量都集中到苏德战场，这时候对日宣战和两线作战是不明智的，而且是危险的；另一方面，“在当前敌人还没有被从苏联领土上赶出去，而苏联国民经济还经受着极度艰难的时候，苏联人民和苏联社会舆论也许不理解和不赞成对日宣战的政策。”接下来，莫洛托夫把对日战争与对德战争联系起来，“苏联对日宣战会削弱苏联对希特勒军队的抵抗并让希特勒德国获利。我们想，我们主要的敌人还是希特勒德国。”(22)
    从这个回复中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一切以苏德战争为主，苏联的军事力量和国民经济还无法满足两条战线作战。但细读之后就会发现，莫洛托夫强调了两次，这只是“当前”!既然是“当前”，也就意味着它会发生变化。那么什么因素会促成和加速变化的到来呢?或者说，需要苏联对日宣战的盟国，可以做些什么改变苏联“当前”的状态呢?答案不言自明(23)。还有一点需要指出，苏联领导人虽然没有立即答应对日宣战，但并没有改变“两个敌人”的立场，而且直接把对德和对日战争联系起来了。在12月17日与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交谈中，斯大林不仅主动把话题转到远东问题上，而且把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可能性说得更为明确了：“当前苏联应该仔细考虑自己的力量和可能性。我们远东部队的绝大部分最近已经向西线调动。现在远东将组建新的力量，但还需要不少于4个月的时间。如果(日本)能进攻我们，就最好了。如果德国人现在开始在前线失败，日本就有可能、甚至确定会进攻苏联。”(24)很明显，斯大林仍然没有关死对日作战的大门，他所强调的是在远东组织新力量的时间和由谁首先“破坏”中立条约的问题。其中，斯大林特意说明在远东组建新的力量和时间表，绝对不是对美英的顺口搪塞。他是表明组建这种力量所需要的援助和落实时间表的物质前提。有意思的是，在1942年2～3月份罗斯福致斯大林的信中，美国总统不仅亲自向斯大林通报已经装运完成提供给苏联的武器装备的详细数量，而且主动建议给苏联追加拨发10亿美元额度，用于根据租借法案获得所需物资(25)。也许正是罗斯福真正读懂了苏联领导人的“潜台词”。
    敦促盟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是战时苏联外交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卫国战争开始后的两年中，苏联竭力争取盟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但并未及时如愿。当盟国在参加对日战争上“有求”于苏联的时候，苏联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如上所述，1941年12月艾登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和艾登既谈到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时机，也谈到了盟国何时能够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有学者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不排除在转向参加对日作战问题时，斯大林实际上是催促西方大国政府作为回应措施在欧洲开辟对德第二战场。”(26)长期担任苏联外交部部长的葛罗米柯在回忆录中则认为：“非常明显，华盛顿把盟国在西线对德第二战场的开辟，与苏联在东方帮助美国的准备联系起来。”(27)尽管在公开的文件中，反法西斯大国领导人都没有直接说明这种联系，但它是客观存在，当属不言而喻的事情。
    如果能够在东、西方同时开辟两个“第二战场”，实现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战略利益的互补，也许不失为一种最理想的选择。但就现实情况看，同时在两线作战，无论是英美还是苏联都有相当的困难，需要解决一系列极为复杂的问题。除了西方和苏联之间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长期对立产生的猜疑、防范和不信任等因素外，单从军事角度说，三大国之间尚缺乏一个统一的军事决策机构和一套确保紧密配合的协调机制。这就势必造成各国军事力量无法实现统一部署和调动，战略资源的及时共享以及军事信息和情报的顺畅交流等等。三大国在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战略目标一致，但在考虑各个战场投入多大力量和孰先孰后的判断上，基本是各自为主。众所周知，围绕欧洲第二战场和远东第二战场该不该开辟，什么时候开辟，投入多大力量开辟等问题，在反法西斯盟国之间出现了尖锐矛盾和激烈纷争，给盟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不小的负能量。一方面，罗斯福和丘吉尔把答应斯大林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时间一推再推，斯大林在失望之余曾愤而直言：“这里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苏联政府的失望，而是在于维持它对盟国的信任问题，这种信任现在正遭受着严重的考验。”(28)另一方面，当罗斯福多次请斯大林提供苏联远东地区军事力量情况以便给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共同对日作战计划进行参考时，斯大林态度消极(29)。好在稍后美英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要求苏联开辟远东第二战场的压力有所减弱。不过这也同时意味着，在力促盟国重返欧洲大陆上，苏联手中仅有的一个还算有分量的砝码，重量也相对减轻了。
    同盟国三大国把两个第二战场问题同时提上议程的是德黑兰会议。会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当面向斯大林介绍了盟军计划中的“霸王”战役的初步设想，三国首脑随后就战役开始时间、兵力、登陆地点、各个战区之间的协调以及指挥战役的总司令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让斯大林有理由相信，盟国就“从东、西、南三面将发动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30)。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同样当面向盟国领导人表示了准备在战胜纳粹德国后，参加对日战争，与盟国形成“反对日本的共同战线”(31)。尽管斯大林没有明确说开辟远东第二战场，但罗斯福和丘吉尔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一种承诺上的“默契”：当欧洲第二战场开辟基本落实的时候，远东第二战场的开辟也看到了希望。深谙两个第二战场潜在关系奥妙的罗斯福，借着赞赏斯大林愿意在“霸王”战役中与盟国配合行动，弦外有音地说：“我希望，我们这些国家，现在都懂得了共同行动的必要性，我们三国即将进行的战役表明：我们已经学会了一致行动。”(32)罗斯福的“学会了一致行动”，与斯大林的“反对日本的共同战线”之间，就这样形成了巧妙的呼应。
    在欧洲和远东两个第二战场开辟上，美英和苏联都分别掌握着主动权，同时期望对方首先付诸行动。它们也都不是没有任何能力在对方希望的时间和地点开辟新的战场。历史发展过程显示，它们意识到了两个第二战场之间的联系以及有可能带来的局势变化。意识到这种联系并利用它达到自己期望的目的，再一次反映出苏联对日本的基本态度。为了抵抗第一个敌人，苏联考虑过在艰难的情况下开辟远东战场，与第二个敌人戳破那道“纸屏”。苏联之所以没有马上付诸行动，不在于对日本的“怜悯”，而是在盟国没有做出足以让它下定决心的表示后，根据战局权衡利弊的结果。美英和苏联都没有利用手中握有的主动权，在大战全面爆发的最初两年在欧洲和远东开辟两个第二战场，并尽早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及时满足盟友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