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的可靠性
    这样，就涉及到《世界文明史》是否可靠的问题。我们的结论是，它不可靠。究其原因至少有二：一是这部剽窃和抄袭许多学者的作品而拼凑起来的《文明史》观点混乱；二是存在着许多硬伤，简直可以说是笑话连篇。无须对各章的具体细节多言，令我们高度震惊的是，许多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学术观点，一经过唐先生的高度整合，就成为一部似乎毫无矛盾、观点完全一致的作品。例如：《近代欧洲的兴起》一书中论贵族和论德国宗教改革的部分分别被《世界文明史》大段抄袭。原书的结论是要打破欧洲奇迹的神话。该书作者认为，关于欧洲近代化起源问题，“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常常将目光放在旧的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上，把近代欧洲的兴起同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割据制度密切联系起来，并认为这是‘欧洲的奇迹’--是地理环境和欧洲的封建割据导致了市场经济、国际贸易和近代欧洲的产生”。而“中国的学者一般不同意这种‘欧洲的奇迹’的说法，他们致力于研究新兴的社会阶层和革命力量是如何摧毁封建的政治、社会结构的，从而把近代欧洲的兴起同封建制度遭受何等的打击紧密地联系起来”（注：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410页。）。而《世界文明史》第2745至2784页在论及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发展时，是毫无顾忌地抄袭了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的第七、第八章，而肯尼迪正是“欧洲的奇迹”的宣扬者，令人不由感到这两部著作的作者们在学术观点上完全一致。肯尼迪的论点见于他的《大国的兴衰》一书，其中道：“分裂使欧洲不存在可以有效阻止这种或那种贸易发展的统一政权。欧洲的优势是经济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以及智力活动自由的一种结合，这些因素在经常的互相作用中产生了‘欧洲的奇迹’。因为这种奇迹在历史上是独特的，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只要模仿其全部组成部分，就可以在别的地方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在明代中国、中东和亚洲的穆斯林帝国或上面考察过的任何其他社会都不存在这种关键成分的融合，当欧洲已发展为世界舞台中心时，它们却似乎停滞不前。”（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另外，《世界文明史》第三章第331页在论及中国哲学家和经典时，把孔子注解为“孔子（孔夫子的拉丁名字，即孔大师）”，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论现在还不能一味“费厄”
    《世界文明史》抄袭的严重程度简直令人吃惊。根据我们对《世界文明史·古代卷》的初步统计，该卷的抄袭率至少达于其文字的90%以上。难怪许多学者在读了《世界文明史》后，把该书称为共和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空前抄袭之作。
    对《世界文明史》的空前抄袭问题，广大的史学工作者无不忧心忡忡。本着与人为善的学者作风，某校历史系的领导同志曾向学苑出版社的同志反映，希望该社同志尽快地同唐河先生联系，以便及时纠正错误和向被侵权的同志致歉。该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虽然同意尽快解决这一严重侵权问题，但半年过去，居然毫无音信，所有被侵权的中外学者们至今也没有收到任何致歉信函。《世界文明史》主编和作者们的侵权问题于是不了了之，直到有同志反映到南京会议上，这才有了本文的发表，才有了对《世界文明史》严重抄袭和侵权问题进一步的深究。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一个题目，做来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要出新花样，那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注：鲁迅：《伪自由书》，见白冰编：《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9页。）再引用一句鲁迅的话，鲁迅在《内外》一文中说：“心过于活的，是有罪，应该严厉处置，这才是在国内治心的方法。”（注：见白冰编：《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第1288页。）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文明的问题上来。我们认为，写一部文明史的，应该先学习如何做一个文明人。否则，倘若我们的学术不规范，那就会出现“豪语的折扣”。时代终究是大大进步了，否则，《世界文明史》又何以会牵动如此众多的学者之心，引起他们的无比愤怒？也许，唐河先生愿意静心地想一想，然后，再开始构筑一部真正的《世界文明史》的框架。我们知道，历史决不倒退，而文坛无须悲观。因为，“悲观的由来，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关心于文坛，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注：见鲁迅：《中国文坛的悲观》，白冰编：《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第1364页。）。如何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文明，如何使我们的文人变得高尚，我以为，我们大家都是对此怀着浓厚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