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燕京学社是美国建立较早的正规的汉学研究机构之一。从1928年注册成立至今,学社已走过整整70年的历程。在这跌宕起伏极不平凡的70年岁月里,它顺应时势,通过开展各种项目,对亚洲大陆,尤其是对民国时期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人文科学领域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与此同时,它对整个美国,特别是对哈佛大学的汉学发展和东亚研究也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不过,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个致力于中美(不限于中美)文化交流的学术机构却是与驰名美国的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千万富翁霍尔在遗嘱里留下的一笔巨额资金,才导致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那么霍尔为什么将自己毕生积蓄的近三分之一用于他从未去过的亚洲的教会教育事业呢?这个问题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关心哈佛-燕京学社的学者,成为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一个难解之谜。本文试就现有资料,对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捐助亚洲教育事业的原因和动机作一初探,期望能有助于对哈佛-燕京学社早期历史的研究。 一、霍尔捐助亚洲教会教育事业的原因 查尔斯·马丁·霍尔于1863年12月6 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一个清贫的传教士家庭。霍尔于1880年进入奥柏林学院学习,于1885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886年,霍尔成功地发明了用电解法从铝矾土中提炼铝的方法。此后,霍尔依靠这一发明开始了自己的商业生涯,参与创建美国铝业公司,并任副董事长。随着公司业务的扩大,霍尔渐渐成为驰名美国的铝业大王,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积累了庞大的个人财富。1914年12月,年仅51岁的霍尔因肾衰竭去世,留下一笔大约价值1100万美元的遗产。 如何处理这笔巨额遗产?霍尔临终前于1914年11月1日立下了14 款遗嘱。遗嘱规定:遗产分成三份,全都用于发展教会教育事业。其中一份用来建立“霍尔教育基金”,用于“国外地区的教育目的,即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和欧洲巴尔干半岛地区……已建立或即将建立的教育机构的创建、发展和维持”,并指出主要用于这些地区英国或美国教会机构的世俗教育事业(注:《霍尔最后遗嘱,1914 年11 月1 日立》(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Charles Martin Hall,Nov.1,1914), 奥柏林学院档案馆(Oberlin College Archives,下文简称为奥柏林档案馆)。 人们不禁会问,霍尔为什么会把他的积蓄用于发展教会教育事业,尤其是用于他从未去过的亚洲地区的教会教育事业?有一种说法认为,霍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霍尔上学时成绩不好,穷困潦倒,同学们看不起他,只有与他合住的两名中国学生对他友善。霍尔之所以这样做是要回报中国人(注:参见聂崇岐:《简述“哈佛--燕京学社”》,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70-71页。)。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霍尔捐助亚洲教会教育事业是因为奥柏林学院有一大批传教士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遭到杀害。霍尔希望藉此能够教育“野蛮落后”的中国人。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缺乏根据,不足以解释霍尔捐助亚洲地区的教会教育事业的原因。我们只有联系霍尔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来分析和考察才能得到答案。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海外传教运动的蓬勃发展是霍尔捐助亚洲教会教育事业的前提条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经济的迅速复苏、国力的增强及美西战争后美国海外殖民扩张的发展,使人们开始把眼光从国内转向国外。在经过内战的挫折后,一些神学家认为,这是重建神学的大好机会。美国神学界开始出现了以宣传社会福音为特点的现代派神学思想。1888年夏,美国各地青年学生正式成立了“学生志愿海外传教组织”,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由此正式开始。从1890年至20世纪头20年,美国的传教运动达到高潮。传教宣传席卷美国的每一个角落,海外传教成为受尊重的、普通人的一件事情,成为基督徒的责任问题,甚至是体现爱国主义的一件事情(注:保罗·瓦格:《传教士、中国人和外交官》(Paul Varg,Missionaries,Chinese and Diplomats),新泽西1958年版,第64 页。)。传教事业在国内得到人们的普遍支持和高度尊重,人们不仅在经济上支持传教事业,而且把传教看成是一种神圣而高尚的事业(注: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90页。)。此时的传教事业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和许多工商巨富的赞助。西奥多·罗斯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在总统任内就呼吁美国人民支持海外传教事业,特别是在东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富商们不仅资助海外传教运动,而且直接参加进来,并参与领导。传教士增加了好几倍,1894年大学生希望到国外传教的人数为1886 年的3倍。到1914年,约有6,000 人被派往海外传教(注:保罗·瓦格:《传教士、中国人和外交官》,第56、62页。)。海外传教事业的蓬勃发展使霍尔受到巨大的震动和影响,使他愿意捐助在西方人看来是非常崇高的教会的事业。 (二)亲友的直接影响是霍尔捐助亚洲教会教育事业的决定性因素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海外传教运动的迅猛发展,使霍尔受到极大的震动和感染。而他的家人、亲友及培养他的母校对教会传教和教育活动的直接参与,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霍尔,成为他捐助美国在亚洲地区教会教育事业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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