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熏陶是霍尔的行动的基础。如前所述，霍尔出生于一个虔诚的传教士家庭。祖祖辈辈都非常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祖辈及父母慈善为怀，他们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举动为霍尔树立了榜样。家庭成员中对霍尔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姐姐埃米莉·霍尔、姐夫马丁·L.斯廷森在中国山西的经历。斯廷森和埃米莉受到奥柏林浓厚的宗教气氛的影响和学校神学教授们的启发和鼓动，于1879-1880年参与创立了奥柏林传教团，在公理会的支持下，到中国山西传教。经过9年的努力， 他们先后建立了太谷和汾州两个传教站。他们所创建的事业一直为奥柏林学院的师生所继承，奥柏林学院于1908年1月30日正式成立了以亨利·C.肯校长为领导的奥柏林-山西纪念协会，继承和发展奥柏林传教团在山西开展的教育工作。亲友的活动使霍尔开始关注美国教会传教和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正如奥柏林学院化学系教授诺曼·克雷格所说：“霍尔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兴趣，可能是源于他的姐姐、姐夫在中国山西的经历。”（注：1997年10月2 日作者对奥柏林学院化学教授诺曼·克雷格访问记。）
    亲友中对霍尔影响比较大的还有他的化学老师佛兰克·F.朱伊特和奥柏林学院的校长亨利·C.肯。朱伊特教授是将化学最早引进日本的西方人之一。他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76-1880年，朱伊特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化学。长达4年的在日教学生涯， 使朱伊特教授对亚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朱伊特夫妇1880年到达奥柏林学院，由于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特别善于培养学生对亚洲传教和教育事业的兴趣，对促进奥柏林派遣毕业生到中国和远东其他地方传教起了鼓动作用。霍尔与朱伊特老师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正是朱伊特“启发、建议、帮助和鼓励他的学生霍尔，教给霍尔所有他知道的化学知识，并且给霍尔提供了在自己的私人实验室做实验的宝贵特权”（注：哈里·霍姆斯：《铝的故事》（Harry N.Holmes,The Story of Aluminum），载佛兰西斯·朱伊特编：《佛兰克·F.朱伊特（1844-1926）：敬爱的老师》（Frances G.Jewett,ed.,Frank Fanning Jewett（1844-1926）：TheBeloved Teacher），第36页，奥柏林档案馆。）。 霍尔不仅在知识上、事业上极大地受益于朱伊特教授，而且其对亚洲文明的兴趣也明显地受到老师和师母的影响。亨利·C.肯是奥柏林学院的第六任校长。肯早年深受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的影响，一直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去东方传教。在任校长期间，他进一步扩大了奥柏林学院在中国山西的传教和教育活动，并在美国宗教领域和教育领域的许多著名组织兼任重要领导职务。受公理会派遣，肯校长在1909年9月23日至1910年9月17日还亲赴亚洲作了为期一年的参观考察。霍尔一直与肯校长保持着亲密关系。肯就任校长两年后，即1905年，霍尔开始担任奥柏林学院董事会董事，一直到1914年12月去世，前后长达9年之久。在此期间， 霍尔一直是奥柏林学院的主要赞助人。肯的亚洲之行促使霍尔更为关注亚洲的教育事业，关注亚洲的前途和未来，并使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实现肯校长的教育理想。霍尔的同班同学霍默·H.约翰逊在霍尔的追悼会上曾评价说：“正如我经常听到你们的校长说的，‘医治教育弊病的补救方法就是更多的教育。’那么如果说曾有谁忠诚于这个教育理想，那就是查尔斯·M.霍尔，他将自己30年的心血分成三部分，来努力实现那个理想。”（注：霍默·H. 约翰逊：《在霍尔追悼会上的讲话》（HomerH.Johnson,Speech at the Memorial Service for Charles Martin Hall），《奥柏林校友杂志》（Oberlin Alumni Magazine）第51卷， 第5期（1915年2月），第187页。）
    恰在这时，欧洲巴尔干半岛的紧张局势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更加坚定了霍尔的认识，即如果要解决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世界就需要更多受过教育的领袖；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自由企业精神和良好的教育。所以霍尔在去世前数次修改遗嘱，思考如何将他的巨额财富用于能为全人类带来永久性利益的事业。这项事业必须能够促进正处于急剧变革或遭受战争之苦的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和欧洲巴尔干半岛等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因为这些地区正是特别需要更多的教育来培养真正的民主领袖的地区（注：朱尼厄斯·爱德华兹：《不朽的小木屋》（Jenius Edwards,TheImmortal Woodshed），纽约1955年版，第237页。）。
    二、霍尔遗愿的实现与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
    霍尔在遗嘱中指定用于发展国外教育的那份遗产最终被用于创建哈佛--燕京学社，又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在霍尔遗产董事会分配遗产的过程中，哈佛大学资金筹集委员会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霍尔遗产中有一大笔钱可用于捐助教育事业。为了获得这笔基金，哈佛大学资金筹委会于1924年5 月向遗产董事会提交了一个建立东方教育研究学社的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有：在北京建立和维持一个东方教育研究学社，学社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将西方教育体系强行植入东方国家，而是要用西方的科学方法调查研究东方文明。学社工作的重点是开展“人文科学”特别是艺术和考古的教育和研究，并用西方的先进方法训练和培养东西方各国学者对之进行研究，以增加对东方文明的认识。同时希望学社能成为一系列类似活动的中心，按照美国与东方各国关系的政治传统来建立一套国际学术关系的标准（注：华来士·董纳姆：《东方教育研究学社》（Wallace Donham,Instituteof Orient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1925年哈佛--燕京学社档案（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rchives）。）
    根据霍尔遗嘱规定，美国的任何一所大学是没有资格直接得到用于国外地区的霍尔的遗产的。为此，遗产董事会建议哈佛大学最好与东方的大学进行直接的合作。只有这样，拟建立的学社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也才能真正实现霍尔的遗愿。他们还进一步提出选择燕京大学作为哈佛大学的合作对象（注：华来士·董纳姆：《哈佛大学与遗产董事会会议备忘录》（W.B.Donham,Memoranda of Meetings with Trustees,Oriental Research），1925年4月哈佛--燕京学社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