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依据对国际关系和世界形势的认识与估计，在领导苏联进行非凡外交实践的同时，形成了一系列对外政策理论，即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国际团结和独立自主关系的理论、民族民主运动的理论。这些理论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客观现实，但更多的是主观臆断的结果。斯大林对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危机程度的过分夸大、对世界革命形势的盲目乐观、在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倾向以及对待民族民主运动的形而上学态度等，都给苏联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实践带来长期的消极影响。值得认真反思，汲取经验教训。
    从1923年春列宁因病离开工作岗位到1953年3月，斯大林实际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30年。在这30年中，特别是二战之后，面对诡谲多变的国际政治形势，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党和国家进行非凡外交工作的同时，依据对国际关系和世界形势的认识与估计，形成了一系列的对外政策理论，这些理论不仅给苏联的外交实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且由于当时斯大林和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地位，这些理论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程度地产生过影响。本文就此作一些探讨，求教于大家。
    一、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
    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源于一战之后，二战后进一步得到完善，并成为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直接影响到苏联对战后国际关系割据的最根本的估计，决定着苏联对外战略的主要态势和取向。
    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资本主义能够达到战前的水平，能够超过战前的水平，能够使自己的生产合理化，但这不是说--还远不是说--资本主义的稳定因此能够持久，资本主义能够恢复它在战前的那种稳固性。恰恰相反，正是从这种稳定中，……产生着最深刻、最尖锐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这种危机孕育着新战争和威胁着任何稳定的存在。从局部稳定中产生资本主义危机的剧烈化，日益增长的危机又破坏着稳定--这就是现今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法。”（注：《斯大林全集》，第一版，第10卷，第234页。）“如果可以认为1920至1921年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引起内部紊乱和外部关系破裂的暂时的战后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并紧接着来了一个局部稳定的时期，那么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和苏联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的总的和根本的危机不仅没有过去，反而日益加深，使世界资本主义生存的基础发生了动摇。稳定不仅不能阻止这个总的和根本的危机的发展，反而成为这个危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根源。”（注：《斯大林全集》，第一版，第10卷，第243-244页。）1929-1933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进一步强化了斯大林的这种认识，他指出：“目前的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资本主义总危机早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就爆发了，它破坏着资本主义的基石，促进了经济危机的到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结束，说明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说明世界经济危机在许多国家必定转化为政治危机……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注：《斯大林全集》，第一版，第12卷，第216、222-223页。）针对日益迫近的战争危险，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的报告中指出；“没有根据可以推断说，战争能够给予真正的出路，恰恰相反，战争必然会使情况更加混乱，而且战争一定会引起革命，并使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存在本身发生问题，就象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进程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注：《斯大林全集》，第一版，第13卷，第261页。）联共（布）十八大是在二战爆发的情况下召开的，斯大林在其政治报告中对业已爆发的战争作了深刻的分析后，指出：“由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以及伟大十月革命后这种危机加深与尖锐化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成为事实了。”（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页。）
    二战后，东欧、亚洲一系列国家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团结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相比之下，资本主义世界由于战争的打击而比战前有所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战后斯大林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他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欧洲和亚洲的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后，展开了总危机的第二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一次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二次危机，应该看作不是个别的、彼此隔离的独立危机，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发展的两个阶段。”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新条件，“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列宁关于“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来说，资本主义却较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得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的”。斯大林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世界总危机“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总的即全面的危机。”（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6、51、28页。）
    如果说斯大林在二战前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分析还有某些可取之处的话，那么，二战结束后，在世界资本主义出现一系列新变化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对世界革命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这一理论过分夸大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危机的程度及其发展的不稳定性，忽视了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以及它们进行内部调整的能力。由于这种乐观的形势估计，使苏联不能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而且由于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概而论，这就不能不在实践中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斗争的打击面，从而使苏联对外政策表现为僵硬和缺乏灵活性。战前苏联在反法西斯问题上的失误、战后初期对“马歇尔计划”的抵制等，就严重受到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的影响。同时，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对苏联在战争与革命问题上的认识，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共产国际时期在“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所推行的“左”倾路线就是典型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