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
    这一理论是斯大林于1952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在随后的苏共十九大上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并被作为苏联对外经济战略的理论基础，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斯大林认为，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的统一市场瓦解，出现了两个平行的、彼此隔绝的世界市场；西方的经济封锁使社会主义的世界市场更加巩固，它不仅不需要西方国家的商品输入，而且自己还有大量的剩余产品输往他国；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的存在与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日益缩小；由于日益狭窄的国际市场，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内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逐渐加强，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大战不可避免，而且完全可能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首先爆发。（注：参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斯大林的这一理论也不例外，它是战后两大阵营关系破裂、西方对苏东国家实行经济封锁的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冷战的现实，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理论的提出和运用，对粉碎西方国家的遏制封锁政策，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克服困难，集中有限的力量进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理论并没有正确而全面地反映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
    首先，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其前提是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出现和扩大，而产生国际分工和交换的根源又在于社会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因此，世界市场的形成及其发展趋势归根到底是受生产力和分工的国际化程度制约的，世界市场这种经济现象并不会因国与国之间、阵营与阵营之间的对立而发生内在的断裂。
    其次，世界经济本身包括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虽然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但两者在经济发展上却有着共同的趋向和利益要求，那就是发展自己的生产力。为此，它们都需要从统一的世界市场中，通过交换、竞争和利用，得到各自经济进步所需的东西，以人之长补己所短，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无论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还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实际都是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绝不会由于出现两种社会经济体系而使原来统一的世界市场分裂为两个绝对对立、彼此隔绝的世界市场。
    斯大林之所以把由政治冷战造成的世界经济联系的断裂、国际贸易的隔绝当作两大社会体系对立的必然结果，当作一种正常的规律，甚至当作与西方国家对抗的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际斗争战略的一部分，除了战后冷战的形势所迫这一客观因素以外，主要是由于主观认识上的偏差。这一理论的提出，既是列宁去世后苏联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在如何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发展同西方贸易等问题上，长期存在不正确看法的逻辑结果，也与斯大林战后在世界革命问题上的主观臆断有着密切的关系。
    实践表明，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以及据此形成的对外经济战略是有害无益的。这一理论只看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否认了二者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放弃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来打破西方经济封锁的努力，从而使自己在外部封锁的条件下，走向自我封闭。从长远观点看，这种理论导致了与世界先进科技的隔绝，影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理论提出后形成的封闭环境，造就了人们因循守旧、坐井观天的习惯，使自己越来越封闭，在夜郎自大中拉开了与世界先进科技的距离。
    四、对国际团结和独立自主关系的认识
    摆正国际团结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其核心是如何处理好国际主义和民族利益两者的关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使这一问题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没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从而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共产国际时期也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一问题而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
    共产国际时期，斯大林认为，苏联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是进行世界革命的基地和大本营，世界革命的进程就是以苏联为中心向外扩展。因此，要搞世界革命，则必须首先保卫苏联。他进而指出，是否愿意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是“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间的分水岭”，是检验他们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的标准。谁决心保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反之，就是反革命，就会滚到敌人的阵营中去。（注：《斯大林全集》，第一版，第10卷，第48页。）这显然把国际主义同民族利益对立起来。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无疑为各国党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的革命问题提供了机会，但共产国际的解散并没有使长期以来在国际主义与民族利益关系问题上形成的错误观点得到纠正，对“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的态度仍然是苏联共产党衡量各国共产党是否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标准。
    基于这种认识，加上二战后苏共实际处于领导党的地位，势必使苏联把自己的意志加强给各国党。当战后苏联把保卫国家安全作为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时，苏联的安全利益就被置于意识形态利益之上。为此，它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教导西欧国家的共产党放弃夺取政权，又可以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加快革命的步伐，按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当某些国家的共产党想要寻求独立自主的道路时，就会被扣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帽子，遭到苏联各方面的压力。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的误识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主义与民族利益一致性的原则，是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典型表现。
    实践证明，各国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离开各国自身的决断来谈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有害的。任何外来的强制和包办代替，或者只许按照一个模式行事，只能使别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挫折，从而损害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五、关于民族民主运动的理论
    民族民主运动作为二战后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在国际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从斯大林对民族民主运动的态度来看，他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蓬勃发展的民族民主运动，一般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的。但对那些摆脱了殖民枷锁获得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中掌握政权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领导人，却采取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因为，斯大林认为，这样的国家及其领导人仍然受到西方国家的控制。因此，斯大林采取的政策是，鼓励那些国家的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推翻新独立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主要受下面两个理论认识的影响。
    其一，根据传统的理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其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从而日渐失去原有的革命性而走向反动。据此，斯大林认为，当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后，曾经领导过解放斗争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领导人已经不可能继续领导人民进行斗争，必须由共产党起来领导人民进行第二阶段的革命。因此，战后斯大林一再把新兴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人，如印度的尼赫鲁、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埃及的纳赛尔等形而上学地一概斥责为“帝国主义走狗”、“法西斯式的篡权者”，认为他们与前宗主国的“帝国主义走狗”没有什么两样。
    其二，战后斯大林提出“两大阵营”的理论，认为随着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世界已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对立的阵营。按照这一理论，在两个对立的阵营之间是不可能有中立国家存在的。实际上，斯大林持“中间派是最危险敌人”的观点，这种非此即彼的、简单的主观臆断，无视客观现实，自觉地把新兴的民族国家推倒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面。
    由于理论上的缺陷，苏联对战后新兴民族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总体作用及其发展趋势的估计，习惯于依据它们与苏联关系的状况和一些国家对外政策中的暂时现象，忽视了这些国家随着经济独立的增长而在政治和外交上独立自主、摆脱西方大国控制和支配的倾向，也忽视了它们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从而使苏联对民族民主运动的政策显得消极和软弱无力。因此，这一时期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很少得到新兴民族国家的强有力支持，与西方相比，陷入较被动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