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
    对战后存在新的世界大战的认识，是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斯大林对此问题的论述包括两个方面，即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和资本主义体系与苏联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当然两者之间又是相通的。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其著名的选民大会演说中断言：“战争的发生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世界各种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发展的必然结果。”（注：《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言外之意，在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资本主义世界仍将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并在它们之间发生战争。斯大林在其最后一部重要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将他关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进行了更为绝对地阐发。他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和历史经验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国家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间的矛盾更加激烈。”据此斯大林认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依然存在的，而且完全可能首先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爆发。和平运动可以暂时延缓新的战争，但“不足以根除资本主义国家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29页。）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在斯大林看来，战争、掠夺、奴役等超经济强制手段，实际上是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里应该看到，二战后，由于第三次科技浪潮的兴起，为世界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注入了全新的因素。譬如，发达国家交叉性投资的增多，开辟了投资市场的新领域和新的投资结构；发达国家的相互贸易占其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科技革命所造就的新材料的开发和能源的节约，使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原料的依赖状况大为改观；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减少了世界市场上和整个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稳定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等等。这一系列新变化使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不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而且相互依赖，兴衰与共。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在战后发生作用的特点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中科技成为最重要的因素。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在新科技革命中立稳脚跟，抢占至高点，用高科技、高生产率的竞争取代了以前那种两败俱伤的殖民地占领和军事争夺。此外，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发展、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也从外部拟制了资本主义内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共同的利益，在所谓“共产主义威胁”面前更趋团结。总之，战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政治、经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矛盾相对缓和，合作成为主流。因此，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在战后将很快陷入相互残杀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
    斯大林关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同苏联发生冲突可能性的分析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斯大林一再强调西方国家和苏联有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双方愿意，两种制度之间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另一方面，斯大林又指出：“应当把合作的可能性同合作的愿望区别开来。合作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但合作的愿望却不是始终都有的。如果一方不愿合作，那结果就会发生冲突、战争。”（注：《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5页。）因此，斯大林所主张的和平共处更多的是缓和战争的手段，而两种制度之间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则是他的主要观点。所以当美国等西方国家拒绝苏联的合作建议，执意将冷战强加给苏联时，斯大林便一再发出可能发生战争冲突的警告。纵观战后的国际形势，斯大林在这方面的认识也是同实际情况存在差距的。
    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确实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恨之入骨，并调动各种力量进行遏制，但西方国家想借助战争手段铲除这一心头之患，是受到一系列客观因素制约的。其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只有美国一权独秀，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因自身问题困绕而自暇不顾的情况下，它们无力立即再从事另一场战争去消灭自己的对立面。第二，从纯军事的角度看，苏联在欧洲地面军事力量对峙中的明显优势、1949年美国核垄断地位的丧失以及西欧安全地位的脆弱等因素的存在，使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不敢轻易地发动对苏战争。第三，对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有着出色表现的苏联发动战争，将为世界舆论所不容。更为重要的是，在战后西方各国人民和平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各国政府相调动人、财、物力从事反苏战争是非常困难的。
    由于斯大林战后在战争问题认识上的偏差，使苏联战后确立的积极防御战略在实施中出了问题。一方面，为了应付战争的需要，苏联肯定并继续实行战前已经确立的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国内经济发展战略，使本来已经比例失调的国民经济结构更加畸形发展，拉开了战后苏美军备竞赛的序幕，使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军费负担。另一方面，苏联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在自己的国境四周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地缘行动，有些是通过正当的途径，但更多的是含有大国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因素，这既伤害了周边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也加深了西方的疑虑，造成更为紧张的国际局面。另外，苏联战后采取的行动往往只是对现实作出的被动反应，因而考虑欠周，措施不当。如柏林封锁就不能说是合适的。尽管苏联战后一再表示和平的愿望并发起和平运动，但由于对事态作出一系列僵硬的反应，降低了和平行动的实效，也无法阻止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