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学的继承和创新
    学术研究的继承和创新及其相互关系，是任何学科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对具体的研究者来说，继承是学术生涯的起点，是任何专门研究的基础；对于整个学科来说，继承乃是学术传统和学术资源延续的基本途径。创新则是所有学术研究的目标，是学术发展的根本要求。
    继承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释：第一是学术传统的传承和延续，包括对学科整体资源的继承、对既定学科范式的了解和运用；第二是对特定研究课题的既往研究的了解和继承，并以此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植根于一定的知识传统和概念体系之中，任何研究者必须从本学科的知识体系中获取资源，掌握已有的学科范式，才能进入学术的门径。林毓生曾借用博兰霓（波拉尼）的“支援意识”一词，来指称这些从既往知识传统和概念体系中获取的资源（注：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17页。）。对于人文学科来说，这种“支援意识”是由一些公认的理论、知识和概念所构成，它是研究者在所受教育和修养的过程中，通过平日的积累而形成的，并且内化为研究者发现问题、进行思考和提出观点的悟性和能力。如果没有特定的知识传统和概念体系作为支持，一项研究就必须从论述和介绍所涉及的每一概念、每一知识开始，那就根本无法展开论述，也达不到推动知识有效增长的目的。任何一种论说都包含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一种论说的隐性知识含量越大，其学术份量就越重。这就是学术研究何以要由博返约、既专且通的道理。
    同时我们也知道，任何学术研究都不是平地起高楼，而必须建立在既往的研究积累之上。对已有研究成果的了解，乃是发现问题、寻找创新可能性的突破口。研究者必须首先对本领域的研究进展了如指掌，才能确定自己的课题在这个领域的位置和价值；进而必须熟知在这个课题上的所有成果，才能得到学术上的参照，真正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有所增益。所以，我们在着手一项研究时，必须首先检索文献，认真阅读相关的书籍，对已有的研究作出恰当的估价。对相关文献收集得越充分，阅读得越仔细，对自己课题的把握就越准确。研究外国史，既要了解国内的研究，更要知晓国外史学界的情况。一种原创性的论著，最好能在书中对既往研究作出介绍和评价，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坚实可信的学术传统之中。
    毋庸赘言，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推动知识的有效积累，增进文化财富，所以，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根本目标和意义所在。一项研究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前进。没有创新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劳动。在评价一项学术成果的价值时，我们所使用的基本标准，就是看它有无创新和创新的程度如何。创新就是要超越前人和超越自己。没有创新的研究，只是低水平的重复；重复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是一种无益的行为。
    史学研究的创新表现为：一、发现新问题；二、运用新史料；三、提出新解释；四、进行新综合。但是，在中国进行外国史研究，创新却十分困难。原因在于：我们对外国历史的了解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很难深入其堂奥；由于文献的限制，我们对某一问题的既往研究不能全面把握，也就难以发现新问题；由于研究条件有限，我们很难发现和使用新的史料；再加上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提出新解释殊为不易；在对以往研究缺乏全面了解和理论存在局限的情况下，进行新的综合的可能性也甚为渺茫。不少外国史论著仅只是介绍或转述国外的研究成果，正是这种创新困难的表征。
    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根本不能有所创新。问题在于我们从何种角度看待创新问题，采取何种方式来实现创新。根据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实际状况，我们可以将创新理解为两种形式：一是提出新解释和进行新综合，二是填补国内研究的空白点。
    第一种相对要困难一些，而且目前成功的例证较少。台湾史学家严耕望认为，采用新材料而取得成绩，并不十分困难，而能从人人见得到的寻常史料中发现新问题和提出新见解，乃是治史的较高境界（注：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对我们的世界史研究者来说，从外国学者已经使用过的史料中看出新问题和提出新见解，是实现创新的必备功夫。就一般情况而言，我们只能借助公开出版的文件和第二手文献，但我们的思维方式、观照角度、价值标准和外国学者有所不同，我们能够从新视角看出新的问题，提出不同于外国学者的解释。前提当然是要深入准确地把握问题，全面完整地了解文献。另外，我们还可以基于一定的理论和观察角度，利用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某一历史问题加以综合，提出宏观的解释框架或全面的历史叙事。这对于研究者的综合素养要求更高，因为这种综合必须基于一定的理论和解释框架。在这个问题上，吴于廑教授的研究提供了成功的例证。
    从我们目前的状况看，更重要的是填补研究空白。外国史研究的创新，有着双重的参照对象。我们不仅要比照国外的研究成果，而且要基于国内的研究状况。外国学者研究已经十分充分的问题，而国内尚未起步，如果在对国外成果进行梳理后，在遵循学术规范的前提下，用中文话语将这些成果加以综合，其论著和外国学者的差别自然就会显现出来。这也应当视为一种创新（注：鉴于目前国内世界史某些领域的薄弱状况，即便是准确可靠地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工作。）。这方面的论著，在我们的世界史著述中所占比重甚大。可是，即使是这种工作也困难重重，因为文献资料的不足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