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德
    讲究学术道德，也是一切学术从业者都必须遵循的通则。中国古代史家经常谈到的史德，虽属学术道德的范畴，但内涵和今天所谓学术道德有所出入。章学诚和梁启超都将“德”引入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史家修养体系之中，合称“史家四长”。章所谓史德是指史家须心术端正，对过去毫无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梁则以为，史德的根本要求就是忠实，即用“纯客观的”态度对待所叙述的史迹，“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这实际上只是一种对待历史的主张，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家道德。我们今天所说的史德，包括尊重他人的成果、确立知识产权的观念、恰当运用史料、杜绝抄袭和剽窃等内容。
    由于学术研究具有继承性，在著述中需要经常征引他人的材料和论点，或者需要借鉴他人的理论和方法，出于对他人劳动的尊重，必须在行文中加以说明和注明出处。这是学术道德的起码要求。凡不是自己的发现和论点，必须给原作者以荣誉。
    对现代学术来说，知识产权的观念十分重要。一种知识产品的所有者，在一定的期限内对这一产品拥有知识产权，不经过其同意而任意使用该产品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属于侵权行为。这种观念虽然对知识的传播有一定阻碍，但对于作者的正当权益是一种必要的保护，而且也体现了对知识的尊重。
    治史者对待史料的态度，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对史料必须采取忠实的态度，不能按自己的要求随意处理，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只引用对自己的论点有利的材料，而将反面的或其他证据弃之不顾。严耕望说，“有些问题，史料很丰富，若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那么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照自己意见的方向去证明，这可以说是抽样作证。”（注：严耕望：《治史三书》，第31页。）这种倾向在我们的美国史领域一直存在。史料在一些人的手里只是揭露和批判美国的工具，于是专取涉及美国社会弊端和阴暗面的材料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专用美国学者批评本国社会的观点来附会自己的意见。
    外国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更复杂一些，因为还涉及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问题。所以，忠实于原文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对于翻译中把握不准的地方，要注明原文。
    由于近年来学术界接连发生十分严重的抄袭剽窃事件，所以，在讨论学术道德时，必须特别强调引用、借鉴和抄袭、剽窃的区别。抄袭是指照搬他人的文字、观点和材料而不加引号和不注明出处的行为；剽窃是指在著述中采用他人的论点、材料、结论、体系或受到他人研究的启发而不加以说明的做法。这是学术研究中两种最严重的犯规行为，也是违反学术道德的重大过失。确立学术规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杜绝这种偷窃知识和思想的现象。
    如何区分引用和抄袭、借鉴和剽窃呢？一方面，这个问题必须借助技术性机制来处理。采用他人的理论、论点、文字和材料，如在行文和注释中作出说明，属于正当引用，反之就是剽窃或抄袭。另一方面，还要用学术创新的原则来判别。如果他人的材料、观点和文字构成自己论著的核心内容，而全书不过是复述他人的材料和看法，即便作出详尽的注释和说明，仍然不能改变抄袭的性质。在学术界，据他人之见为己有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对这种行为，除制度的他律之外，关键在于道德的自律。做学问如同做人，要诚字当先，不能弄虚作假。
    四、史学的内在规定性
    一个学科之成为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独有的学科规定性，认识和把握这种内在的规定性，对于一个学科的规范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求。就世界史来说，它的内在规定性来自整个史学的学科规定性，涉及史学的特性和限度、史实和理论的关系、现在和过去的关系、治史者的评价立场等问题。
    1、史学的特性
    历史学是人类保存集体记忆的一种努力，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的认识活动。由于历史学家无法像科幻电影中的人物那样乘坐时间机器去直接面对过去，他就不得不借助史料这个唯一的中介。史家的工作是通过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解释来重建历史，因此，史学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对事件作陈述和解释、提出观点和结论，都必须依据于史料。治史者可能有这样的体会：在研究中作个别结论容易，而作一般性结论困难，原因就是一般性结论涉及方方面面的史料，而掌握和理解这些史料有一定的难度。历史学是一门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以不可逆转的时空结构中的人及其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历史知识虽然无法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直接检验而得到“证伪”或“证实”，但史家却可以通过史料来证实或证伪某一种解释和叙事，可见史料乃是史学的基础，离开了史料，史家就一筹莫展：不充分占有史料，就不能提出可信的历史解释。
    史学的这种学科特性，规定了历史解释的限度：任何一种有效的历史解释，虽然离不开逻辑推理，但根本的要求是建立史实之间的实际关联，而不能片面依赖逻辑推导；另外，史学评价虽然无法排除价值的参与，但却必须以事实判断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