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拉隆功的改革不仅拥有实权人物的支持，同时，也还有雄厚的社会基础。
    首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暹罗和其他的大多数亚非国家一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暹罗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在暹罗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文化教育的发展之下应运而生的。朱拉隆功国王在一次讲话中提出过：“在我国，政府现在急需掌握渊博知识的人，以期促进国家繁荣和进步。”（注：〔苏〕H.T.斯洛温斯娜亚著，陈树森译《19世纪末-20世纪初暹罗（泰国）知识分子的形成》，载《东南亚学刊》第11期，第92页，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1994年6月。）于是，朱拉隆功国王在暹罗进行了教育改革。 这样各级各类学校开始在暹罗出现，新的教育制度也被制定，教学内容也以西方文化为主，而且教育对象也逐步扩大到下层百姓。这样的改革不仅使宦官显贵接受了世俗的先进的文化教育，而且使普通老百姓有了学习现代知识的可能。知识分子人数的增多及其社会基础的扩大，促进其在国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作用的加强以及文化价值观的传播。知识分子逐步变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并开始对思想和社会意识的形成产生更大的影响，对朱拉隆功的改革更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们积极从事改革，参与国家建设，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传播了改革思想，使老百姓易于接受改革。因此，有人这样说：“亲近于皇室和显贵的贵族知识分子成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社会经济改革的倡导者，成了封建君主的民族主义思想代表者。这一类知识分子在暹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们都积极参加了废除已经过时的封建法规、激发人们的理性思想和推广世俗教育的工作。”（注：〔苏〕H.T.斯洛温斯娜亚著，陈树森译《19世纪末-20世纪初暹罗（泰国）知识分子的形成》，载《东南亚学刊》第11期，第96页，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1994年6月。）
    其次，还有暹罗的下层百姓。朱拉隆功的改革，尽管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其统治，但在改革中所实行的一些措施也确实有利于老百姓。像废除东北部的农奴制，使这里的农奴获得了自由。还有教育改革的推行，使广大的老百姓甚至妇女也得到了一些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机会。这些有益于人民的改革措施，受到人民的欢迎，从而使人民成为支持改革的群众基础。这样，暹罗的改革力量上自国王、大臣，下至知识分子、百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因此，改革派能掌握政权，从而能够推行改革。
    相反，在中国戊戌维新时，守旧势力要远远大于维新势力。在当时中国社会大致有以下派别的政治力量：一是顽固派，他们根底深远，阵营庞杂、力量强大。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反对一切变革。二是洋务派，他们盘踞要津，拥有一定实权，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外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地主阶级开明派，他们主张变法，学习西方。
    守旧势力包括顽固派和洋务派。洋务派虽然主张学习西方，但只局限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和语言文字而已。顽固派和洋务派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对外实行妥协求和路线上并没有实质的区别。尽管洋务派也曾主张和参加维新，但其目的只是借维新派所造成的社会舆论扩大自己的声势。所以当维新派提出变革社会制度时，他们便退出运动，和封建顽固派纠合在一起，共同组成反对维新的守旧阵营。这一阵营以掌握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为首，包括控制中央和地方军政实权的大贵族、大官僚以及因新政措施触及其切身利益而反对维新的大小衙门官吏、绿营军官、八股士人等。他们手握政权、兵权、财权，富有政治经验，擅长阴谋诡计，全力以赴扼杀维新。
    除此之外，中国还有相当多的喜欢“承袭旧习”的人，他们把陈旧的规章制度视为合理的东西，对不同俗流的新事物看不惯，于是议论纷纷，甚至群起而攻之。这些人并不来自反对阵营，然而，“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他们也成为维新变法的相当大的阻力。而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主张和支持维新的，“其人本寡，其势甚孤”，他们只是一些少数帝党官吏、御使翰林及地方官员，既没有兵权，也没有财权。至于一般的平民百姓，他们在当时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之下，根本无法获得文化知识，当然他们不可能接受、甚至支持维新。因此维新思想家严复指出当时维新派“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注：严复：《论中国分党》，《戊戌变法》（三）76页。）力量对比实在太悬殊了！因此，守旧势力一经发动反攻，变法维新便像一场春梦迅速破来。谭嗣同在壮烈牺牲前，也只好仰天长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注：谭嗣同：《临终语》，《谭嗣同全集》上册，287页，转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 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2页。）
    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不但力量不足而且政治态度软弱。他们并非不想夺权、掌权，只是由于实力不足，再加上总是心存幻想，依靠光绪皇帝和平掌权。当然，这种幻想也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破灭了。这显然与暹罗的改革派在改革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无力，其根源是它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弱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诞生于70年代，先天不足，在娘胎里就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发展缓慢，而且资金少，企业规模小，设备陈旧，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实力薄弱，社会基础狭小。这决定了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存在着依赖性，对他们也就具有妥协性。这些特性，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身上表现为对帝国主义存在幻想，对封建主义妥协让步等。而暹罗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成分的产生，不同于东方大多数国家，它是在事实上独立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暹罗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相比，更拥有坚决彻底的特性。因此，在暹罗进行改革过程中，作为改革的倡导者和社会基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才表现得坚决果断。
    三
    我们还应该看到个人因素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维新派领导人的经历、能力、胆识与维新运动的成败也有很大关系。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暹两国改革运动的领导人。他们有相似之处，如大多是出身封建家庭，多数也曾接触过西学。然而不同的是暹罗的改革派大都是富有经验、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像朱拉隆功国王自幼接受西方文明的熏陶，早就立下按照流行的欧洲观念改造国家的决心。在他即位前和即位后曾游历、出访亚、欧的许多国家，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出访了当时在英国统治下的爪哇、新加坡、印度之后，对这些国家的政府和行政措施颇有心得。“这对于他后来从事泰国的行政改革助益甚大”。（注：吴复新著《泰国行政发展之研究》，出版者：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中华民国七十年初版，第76页。）在1897年，朱拉隆功国王乘御舰“却克里”号出访欧洲。先后访问了意大利、瑞士、奥地利以及俄国等国家，这使他眼界大开。朱拉隆功国王的这些活动和深居皇宫的光绪皇帝相比，岂非有天壤之别。
    在改革中，朱拉隆功国王任人唯贤。如改命公共教育厅长丹隆亲王为内政部长。对此，朱拉隆功国王曾有过这样的解释，他说：“假如行政制度不加以修正且发展成为现代的制度的话，则这个国家将会遭遇危难，甚至于丧失独立自由。所以改革及发展省政以保卫国家比教育的工作重要，因为各省将由内政部来统辖。”（注：吴复新著《泰国行政发展之研究》，出版者：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中华民国七十年初版，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