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即封建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本国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地主和小农经济如同汪洋大海，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的经济力量也很强大，即使是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军用、民用企业实力也远比民族资本雄厚。就全国范围讲，整个手工业并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阶段，封建生产关系在中国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这样的政治、经济状况说明，戊戌维新并不是当时中国社会所需，它只是甲午战争所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这一客观形势造成的，也是刚刚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在阶级力量、经济实力、理论体系、政治主张等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领导的不成熟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戊戌维新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早产儿，这个早产儿的夭折是历史的必然。
    还有中暹两国文化思想观念也不同。暹罗虽也是个封建的国家，而且还保留着农奴制的残余，但陈旧的封建思想并不根深蒂固，和中国相比，易于接受新的思想和文化。而且暹罗从蒙固王开始就“一改先代国王的遗风”，开始进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提倡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朴素的民主思想，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允许平民百姓直接向国王申诉”（注：王民同主编：《东南亚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9页。）等等。 而且蒙固王对科学也有浓厚的兴趣，霍尔在《东南亚史》中这样说：“蒙固对科学的强烈兴趣是他于1868年去世的原因。”（注：D.G.E.霍尔著《东南亚史》（下）中文本，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71页；第764页。）1868年， 蒙固王因为跟随法国科学家探险队去观测日全蚀，不幸染上疟疾而去世。这种因对科学的兴趣而逝世的国王在中国恐怕从未有过。暹罗有如此思想开明的国王，其臣民在其思想的潜移默化之下，当然会渐渐的开化。所以有人这样说：“而其个人对于西方事物的赞同与鼓励更开启了泰国上下接受新观念的心灵。”（注：吴复新著《泰国行政发展之研究》，出版者：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中华民国七十年初版，第76页。）这当然对朱拉隆功改革的成功起了推动作用。
    相反，中国是文明古国，曾经是世界各国学习和向往的地方，所以历代统治者都以“天朝上国”自居，这种思想熏陶下的臣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往往认为中华文化优越，提倡学习外国往往遇到很大阻力。而且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禁锢、八股制的毒害，头脑僵化，因循守旧，在闭关锁国政策束缚下，闭目塞听，盲目自大。这些当然不利于维新改革。
    总之，暹罗朱拉隆功改革的成功与中国戊戌维新的失败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深受主客观历史因素的影响，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根源。暹罗朱拉隆功改革的成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而中国的戊戌维新虽然失败，也同样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教训。这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