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企业家在改进企业管理体制方面作出了尝试，初具现代企业管理的模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企业的合并进一步发展，原先那种只凭借个人经验管理企业，实行家长式管理的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因此，企业家开始摸索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从19世纪50-60年代起，以具有责任有限性、筹资的便利性、资本的稳定性和公司寿命的持续性等特点的股份（有限）公司逐步取代合伙公司，成为当时企业发展的主要模式，到20世纪初，美国大多数企业均已采用了股份（有限）公司的制度，股份公司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生产和企业的巨型化，还使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企业家们意识到了这点，典型人物是洛克菲勒，他早在1870年就组建了有限股份公司，1882年，他把美孚石油公司改为托拉斯组织后，采用了“直线--参谋组织机构”（Line and staff Organization），全体股东推举9名托管人（后扩大到16人）组成最高董事会，他们保持计划与决策职能的直接控制，董事会下设专家委员会和职能委员会。这初步体现了现代股份制企业管理体制的某些基本特征，即企业占有形式从单个资本家所有制转变为集体资本（即社会资本）所有制，资本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开始分离，并促使经营管理进一步专业化、职能化，形成了集权的职能部门制。美孚的管理体制中，尽管还带有传统企业管理的痕迹，但它已开始脱离了传统企业管理的模式，向多层次现代管理体制迈进了一步，这便为大型垄断企业内部的有计划生产提供了保证。
    第三，企业家在扩大应用新科技，进行科学化生产管理，提高生产效率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重视科技生产、重视科学管理，是美国大企业家的又一特点。泰勒、卡内基、福特等人是这一类型有代表性的杰出人物。
    美国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美国大企业建立和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19世纪初，美国的企业基本是属于中小型企业，技术更新较少，工业产品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企业向大规模发展，企业家意识到用新的自动化的连续作业的机器和设备取代手工作业，是企业发展的必然。泰勒提倡的科学化生产管理，给近现代企业的大规模生产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将他的科学管理方法应用于大规模生产并具划时代意义的则是20世纪初的福特制。1903年福特成立福特汽车公司，推行福特制，它改变生产程序，使汽车的各部件成为具有可替换性的标准化部件，实施流水作业线，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1912年，福特的工厂制造了78 440台T型汽车， 到1914年达到230 788辆（注：[美]罗伯特·莱西。福特汽车家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81）， 价格却由最初的850美元降到350美元。福特制的应用，预示着专业化大生产的机器时代的到来。此外，企业家为了加强竞争能力，将新科技广泛应用到企业的自身改造过程中。卡内基大胆应用酸性转炉法， 使制造钢铁的费用由19世纪70年代每吨近100 美元降到90年代晚期的12美元（注：[美]内森·罗森堡，L·E·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北京：三联书店，1985.246）。各企业纷纷设立工业实验室，着重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流程，据戴维·莫厄里计算，1899年以前美国工业已创建了139个研究实验室，其中有112个制造业，到1918年为止，又建立了553个研究实验室（注：[美]内森·罗森堡，L·E ·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北京：三联书店，1985.283）。企业家在谋取个人利益、企业利益的前提下，积极推广应用新科技，客观上带动了美国经济与科技的发展。
    第四，少数企业家成为慈善家，是美国现代基金会的开创者。
    现代基金会在当今美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它绝大多数由企业家个人、家族、群体所建，并由他们直接控制和间接管理。它是企业的产儿，也是企业家为实现企业目的的一种工具、组织或手段。美国现代基金会的开创者当数约翰·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他们从资助教育、宗教事业入手，投入大量的资金，逐步发展到建立各种规模巨大、资金雄厚、管理完善的基金会。从1889年起，洛克菲勒开始了他第一笔捐款，1905-1919年捐给一般教育委员会的款额总计1.29亿元以上。1913年，以1亿元捐款为起点， 建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该基金会自成立之日起，就成为美国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有影响的组织，到1982年统计， 该基金会资产达8.832亿美元（注：王锦塘，钟文范，李世洞。美国现代大企业与美国社会。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90）。卡内基从1901年开始，先后资助建立图书馆（至1919年共建2509座，耗资5600万美元）和各种基金会。1911年以1.25亿美元建立了纽约卡内基公司，这是当时规模最大、资金最雄厚、管理最完善的现代化基金，至1982年，它的资产达3.817亿美元（注：王锦塘， 钟文范，李世洞。美国现代大企业与美国社会。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88）。
    卡内基晚年写的《论财富》一文中，探讨了处置财富的方式。他的逻辑是，他们致富是依靠美国的社会制度，因而致富以后应该将其一部分财富返还社会以改善其它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最佳手段不是向个人施舍，而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生存能力和应变能力，体现这一最佳手段的最佳组织形式就是基金会。“死时越有钱，死得越丢脸”（注：赵一凡编。美国的历史文献。北京：三联书店，1989.208），不管这一段话有多少自我夸张的成份，有多少企业广告成份，不管洛克菲勒、卡内基等人的主观动机如何，他们成为20世纪美国现代基金会的发轫先驱，这倒是事实。他们当时在资助社会公共福利事业方面，如在教育领域，全国大学、学院的经费中有1/5来自基金会， 比政府提供的还多（注：王锦塘，钟文范，李世洞。美国现代大企业与美国社会。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200）。在当时，这些大企业家基金会发起之初，美国政府只把它视为一般社会的慈善团体乃至一般企业，国家并无免税的规定，倒是基金会取得社会效益后，这种情况引起联邦政府的好感，因而开始实行鼓励和扶持的政策。1913年政府将基金会列入免税对象，更进一步地促进了美国基金会的发展。据统计，在1910 年前美国有各类基金会144个，而到1980年后期已超出20 000个（注：王锦塘，钟文范， 李世洞。美国现代大企业与美国社会。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