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重心开始由欧洲转向亚太，冷战伊始，澳大利亚即出于地缘政治战略之考虑，积极投身于美国领导的全球冷战事业，先后参加了美国在亚洲发动的两场“热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其中，在越南的卷入激起了深刻的政治争议，最终导致战后执政长达23年之久的自由-乡村党联合政府倒台。对于澳大利亚卷入越战的复杂原因，学术界迄今尚无专文讨论。笔者特提篆补遗，并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
    朝鲜战争结束之际，美国曾承诺“不再在亚洲卷入一场陆上战争”，并以此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注：安·卡塞斯、马丁和蒂姆·罗斯：《1939年以来的澳大利亚人》（AnnCurthoys,A.W.Martin & Tim Rowse,Australians:from 1939），费尔法克斯、西蒙和威尔多联合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47页。）。实际上，美国并未信守初衷。早在1952年，法国在中南半岛的军事支出，三分之一已由美国支付。艾森豪威尔政府交卸之时，美国给予南越的援助已达10亿美元之巨，美驻越军事顾问692人，亦明显超过《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外国军事人员之上限（注：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76、589页。）。其后，情势显示，不仅美国品牌的民主制度与越南传统文化“水土不服”，而且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也岌岌可危。北越通过老挝境内的“胡志民小道”加紧向南越渗透，到1963年，越共已控制了南越人口的四分之一，美国开始考虑大规模卷入越南（注：赫伯特·L.皮科克：《欧洲及其以外：1870～1978》（Herbert L.Peacock,Europe and Beyond:1870～1978），海因曼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53页。）。1965年7月，美国在越南大规模投入三军部队，美侵越战争全面爆发。
    澳大利亚对越战的反应是独特的。早在1962年，澳大利亚政府应美国政府要求，已向南越派遣了30名军事教官。随着南越军事情势的日益恶化，澳大利亚作出了更积极的回应，澳总理孟席斯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表示，“不论形势如何发展，澳大利亚都将忠贞不渝地与你们的伟大国家在一起”。1964年5月13日，外长哈斯勒克在下院宣布，澳大利亚将“尽最大努力介入越南事务”，6月8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参议员沙尼·帕特里奇宣布，澳大利亚将派遣30名指挥官和6架“驯鹿”式运输机赴越（注：格伦·巴克莱：《高层朋友：1945年以来的澳美外交关系》（Glen St J.Barclay,Friends in High Places:Australian-American DiplomaticRelations Since 1945），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142页。）。1965年5月27日，澳大利亚第1步兵营正式启程赴越。6月3日，抵越澳军被编入美第173空降旅。至此，澳大利亚被紧紧地绑上了美国的“越南战车”，开始全面卷入越南战争。
    澳大利亚对美国侵越战争的积极回应，既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又有其外交与国防的现实要求。一言以蔽之，冷战时代各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化和遏制主义为澳卷入越战奠定了政治基础，而珍珠港事件以来澳战略重心由欧洲向亚太的转移，则预设了澳后来卷入越战的军事背景。
    首先，澳大利亚卷入越战是与全球冷战政治和反共歇斯底里一脉相承的。在国内，当时澳大利亚所处的反共歇斯底里的情况，简直同美国的麦卡锡时代不相上下（注：约翰·根室：《澳新内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无论工党、乡村党还是自由党都对共产主义采取敌视政策。保守的自由党人孟席斯出任总理后，任命斯彭德担任外长。1950年3月9日，斯彭德在议会发表外交演说，他从冷战思维的固有逻辑和地缘政治的现实要求出发，大致勾勒了自由党外交政策的基本轮廓：即以亚太尤其是东南亚为其外交政策的区域重心，以澳美英联盟为其外交政策的军事依托，以推行意识形态化的反共政策、承担国际反共义务为其外交政策的政治基础。斯彭德堪称自由党冷战外交政策的始作俑者，他的外交政策涵盖了冷战外交的所有特征，如意识形态化、地缘政治、集体安全、反共歇斯底里和遏制主义等等。正是出于这种特有的冷战逻辑，澳政府始终追随美英等国，积极支持遏制政策，在国际上不遗余力地承担一系列反共的政治军事义务，先后参加了侵朝战争、科伦坡计划、澳美新协定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还派遣军队协同英军长期围剿马共。其总体目标是通过尽可能分担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反共军事义务，维系澳美特殊关系。60年代澳大利亚最初介入南越的动机，也是与这一总体目标一脉相承的。
    其次，澳大利亚卷入越战，是其“前哨防卫”战略的基本要求和实际运用。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唯一的独占一整块岛状大陆的国家，向外敞开的广阔的海岸线使它几乎无险可守，况且澳大利亚海陆空三军力量都很薄弱，在漫长的海岸线上设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澳大利亚防务专家们据此深信，他们必须尽可能远地“向前”防卫，相应地，东南亚作为拱卫澳大利亚的北部屏障，也就自然成为澳国防的前哨基地。这是传统的前哨防卫理论。在全球冷战大格局下的“前哨防卫”战略，其内涵更为丰富，总起来说就是增加了反共色彩。1955年，孟席斯曾对“前哨防卫”战略作过明确阐释，他说：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在来自外部的气势汹汹的共产主义挑战面前，只有同强大的盟友合作，特别是与英美合作，才能生存下去。同样，我们要使反共战争取得预期效果，就必须尽可能地在澳大利亚外围和前哨阵地进行防御，倘若任何一个负责的澳大利亚人竟然看不出这一点，那就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如果说马来西亚对于澳大利亚防务至关重要，确切地说，比本土海岸据点更重要，那么，我们就必须将马来西亚防务真正当成是我们自己的防务。”（注：加里斯·伊文斯、布鲁斯·格兰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上》（Gareth Evans & Bruce Grant,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在冷战大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前哨防卫”战略恰好与美国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有着大体相同的地缘支点。50年代，澳大利亚防务政策的制定者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越南对澳大利亚安全的重要性。1952年国防部拟定了一份名为《战略基地》的防务文件，认为印度支那“是东南亚防卫的关键”，“占据印度支那，就使澳大利亚主要支持地区取得了防卫纵深”（注：弗兰克·弗罗斯特：《澳大利亚在越南的战争》（Frank Frost,Australia's War in Vietnam），艾伦和尤文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5页。）。不难看出，这种分析与美国人的骨牌理论如出一辙。美国人认为，“毫无疑问，印度支那的失陷将导致东南亚其余国家的陷落”。这种观念，早在朝鲜战争前就变成了美国的官方理论（注：杰弗里·克姆波尔：《原因何在：关于美国卷入越战原因的争论》（Jeffrey P.Kimball,To Reason Why:The Debate about the Causes of U.S.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麦克劳-希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82页。）。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美国重新修订了东亚和东南亚政策。为了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扩张，艾森豪威尔炮制了所谓“多米诺骨牌”理论。1950年2月，即朝鲜战争爆发前4个月，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第64号文件认定，中南半岛是“东南亚一个关键地区，正面临着即时的威胁”。这份备忘录被认为揭示着骨牌理论的诞生。4月，国家安全会议第68号文件也认定，全球均势在中南半岛受到考验，“克里姆林宫掌控的地区若是再有任何重大的扩张，行将导致不再有任何同盟足以聚集更大力量去抵御克里姆林宫”。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的惨败，似乎应验骨牌理论开始发生作用了。3月29日，杜勒斯在一项重要演说中宣称：“容许共产俄国及其中共盟友的政治制度加诸东南亚国家，将对整个自由世界造成重大威胁。”他建议美、英、法、澳、新西兰以及整个中南半岛加盟国组成联军，制止共产主义在中南半岛的扩张。艾森豪威尔在写给丘吉尔的信中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如果他们（法国）撑不下去，中南半岛落在共产主义手中，由于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势力不变，对贵、我两国全球战略地位之影响，势必灾祸深重，……泰国、缅甸和印尼也很难避免不落入共产主义手中。这是我们承受不起的打击。共产党对马来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威胁将更加直接。沿岸岛屿链也会断裂。”（注：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582～5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