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艾森豪威尔至约翰逊的历届美国政府，都深信中南半岛是亚洲均势、甚至也是全球均势之关键的信念。肯尼迪将越南形容为东南亚安全“巨拱的基石”、“亚洲民主的试验场”。澳大利亚政府不仅拾美国人这种地缘政治分析之牙慧，而且也必然地把自己看成是保持着一系列危险平衡的最后一块骨牌。到60年代，澳大利亚对共产主义的警惕就造成了一种十字军式的观念，即全球均势受到北越攻击，北越被认定是由北京操控。因此南越就成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抵抗共产主义中国对外扩张的基地。1965年4月，孟席斯在议会宣布澳大利亚出兵越南时说，“南越的颠覆将是对澳大利亚、南亚和东南亚所有国家直接的军事威胁。我们必须把它当成是共产主义中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对外侵略的组成部分。”（注：《联邦议会辩论·众议院》（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Representatives）第45卷，第1061页。）澳大利亚卷入越战是为了在共产主义扩张抵达澳洲海岸之前加以阻止。这是“多米诺骨牌理论”和“前哨防卫”战略奇怪地相互作用的结果。
    再次，孟席斯企图通过分担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义务，为澳大利亚未来的战略安全“购买”一份所谓的“安全保险”。应该说这才是孟席斯的创意，也深刻地体现了澳防卫专家的初衷。英国卷入马来亚，美国卷入越南，确实为澳大利亚提供了一个抵抗想象中的“北方威胁”的最好屏障，积极支持这些强大盟友，对于借用盎格鲁-美利坚“保持盾”来确保澳大利亚的安全当然是必要的。诚然，澳大利亚所担心的，并非美国势力介入越南，而是美国从越南的退出。澳大利亚卷入越战之动因，是向五角大楼“预付”安全保险费用。
    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着相互关联的两层内涵：一是通过竭力支持美国的越战政策，迫使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安全中承担责任。对于出兵越南，澳总理孟席斯曾一语道破天机，他说，“卷入越战，就是澳大利亚为保持美国参与亚洲事务而付出的代价。”（注：安德鲁：《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史》（E.M.Andrews,A History of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朗曼·切西尔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72页。）他希望美国人继续留在东南亚。澳大利亚政府担心，如果没有盟友的支持，美国可能会撤出东南亚地区，从而在东南亚形成巨大的军事真空，为所谓“共产主义南侵”让出通道，这无论如何都是澳大利亚政府所不愿看到的。为此，澳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断然的措施。首先，澳政府原则上反对和谈，主张对北越采取强硬政策。1965年3月，澳外长哈斯勒克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和谈条件涉及到美国军事力量从该地区的预先撤退，那么澳大利亚就坚决反对和谈。澳大利亚这一立场竟然延续七年之久而从未轻易变更（注：罗素·华德：《澳大利亚20世纪史》（Russel Ward,A History ofAustralia:the Twentieth Century），哈珀和劳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357页。）。这就是说，澳大利亚要尽力促使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保持其军事、政治和外交的存在，从而加强该地区的反共力量，借以保证其自身安全。其次，澳政府积极参加构筑东南亚集体安全体系，将亚洲大陆沿海岛屿链上的若干战略点聚合起来，从而有力地吸引了美国军方的注意力。根据“前哨防卫”的基本逻辑，东南亚地区防务对于澳大利亚国防具有根本的重要性，阻止共产主义向东南亚地区扩张和维护该地区政治稳定是十分必要的。鉴于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固有的军事弱势，地区安全有赖于一个集体安全架构加以维系。澳大利亚参加了澳美新协定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并且是最活跃的成员国之一。再次，澳大利亚同美国进行广泛的合作，特别是批准美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和核设施，从而使澳大利亚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子系统，美国为防卫自身，就不得不首先防卫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基地是位于西北角的“海军通信联络站”，其主要用途是保持美国海军同其核潜艇之间的联络通讯。
    二是通过在越战中尽力分担美国的军事义务，希望能够换取美国对澳大利亚未来安全的承诺，也即所谓“预付安全保险费”。澳大利亚国防力量是比较薄弱的。1962年国防预算案规定未来3年内年度军费开支为4.4亿澳元，后虽作了修改，仍是杯水车薪。澳大利亚的军费支出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而英国占7%，美国占9%。澳大利亚曾寄希望于集体安全政策，但1954年9月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只是提供了一个法律构架去保卫中南半岛，而对签约国的安全问题却一笔带过，“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国家，反倒比其会员国重要”（注：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588页。）。由于从根本上缺乏相同的政治目标和相互支持的方式，条约规定的正式义务也相当模糊，澳大利亚不得不怀疑条约的实际有效性。1951年签订的“澳美新协定”也颇受质疑。这表明，澳想从美国获得安全保障，当然得首先为之付出代价。以得失分析，无庸赘言，卷入马来西亚和越南需要付出巨额财政开支，然而“同实现一项可信赖的军事自立政策所需的费用相比，这笔开销就少多了”。澳大利亚在马来亚和越南的付出当然会收到英美两国的回报，当澳面临着直接的侵略威胁时，美国将不会忘记澳大利亚曾在越战中忠诚相助。自1965年以来，自由-乡村党联合政府的基本立场从未变更，即为取悦美国舆论，澳大利亚“必须付出任何代价，包括牺牲真理和澳大利亚士兵的生命”，他们希望，总有那么一天，“一个感恩图报的美国必将起而保护澳大利亚，以使她免受一场可能来自亚洲的入侵”。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一想法是十分明确的，正如澳驻华盛顿大使在当时发往堪培拉的电文中所说的，“我们的目标是保持澳美之间的经常性联系以及彼此结成同盟，在向美国显示了我们的诚意后，一旦我们需要，美国将别无选择，只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注：加里斯·伊文斯、布鲁斯·格兰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上》，第203-204页。）
    二
    澳大利亚在越南的卷入，自始至终都是冷战观念的产物，也是其意识形态化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在冷战大背景下，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在亚洲发动了两次“热战”，总计协同美军作战10次，其中在朝鲜作战3次，在越南作战7次。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澳在朝鲜的卷入，基本上没有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更谈不上造成政治分歧。60年代澳在越南的卷入，则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诸方面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首先，越南战争使自由党的对外政策失去了灵活性与独立性。从某种程度来看，卷入越战以后，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根据美国政府的态度和需要而制定的。澳大利亚外交之所以失去了基本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自由党政府依靠美国保障其安全的政策，使澳在国防上沦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附庸，丧失了国防独立性。没有国防的相对独立，外交就不可能是完整和独立的，澳大利亚外交只能被动地去适应美国对外政策风向的变化；二是澳美在越南的军事合作，始终居于澳美关系的主导位置。澳驻越军队一般都是在划定的战区作战，他们可能随时需要美军支援，特别是依赖于美国的后勤与战时运输系统；三是澳美对于战略态势的评价与判断常常趋于一致。这也许是因为澳是利用美国情报和资料从事分析的，也许因为澳政府基于本国安全之考虑，专为取悦美国而刻意为之；四是5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美国的投资。无论政府或私营企业的资金都来源于美国，对美国资本的依赖取代了从前对英国资本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