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越战的经历是独特的，而其教训则尤为深刻。越南战争不仅对美国及其协从军来说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即使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也堪称一场由深刻误解而引发的战争。正如安东尼·艾登早在50年代初就洞察到的，“越南战争是一场在错误地方反对错误敌人的错误战争”（注：阿兰·华特：《越南：一个澳大利亚人的剖析》（Alan Watt,Vietnam:AnAustralian Analysis），切西尔和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会联合出版社1968年版，第51页。）。实际上，越战的教训已超越了中南半岛的时空限制，也超越了区域冲突的战略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战的教训是全人类的教训。
    澳大利亚在越南卷入的军事规模，明显不如韩国，但是以纯感情投入而言，美国的协从国中尚无出其右者。换言之，澳在越南的卷入，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和外交的卷入。从这个角度而论，澳大利亚在越战中的失败主要表现为自由党政府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的失败。其教训主要表现在下述方面：
    越战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正确界定“国家利益”，同时要在精确分析的基础上制定本国的国防政策，以维护并促进国家利益之实现。这种分析，既要依靠独立判断，也须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在1965年澳大利亚向越南派遣军队之前，战略家们对于越南在澳大利亚国防中的重要性作出了错误的分析和评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越南历史与文化的忽视乃至漠视，从而简单地视北越政权为中国的傀儡政府和代理人，将南越境内的暴动视为共产主义向外扩张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我们未能充分估计到潜伏在胡志明政策及其政治哲学背后的民族主义力量。深入理解越南及其历史，将使我们认识到，胡志明--他毫无疑问是一个忠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并不是一个扮演着中国共产主义向整个东南亚及其以外地区扩张的戏剧角色的傀儡，如果我们对越南了解多一些，我们在那里就会看到更多灰色而较少红色。”（注：加里斯·伊文斯、布鲁斯·格兰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上》，第204页。）事实上，越南自近代以来逐步形成了反殖民主义的政治传统和深厚的民族主义情感，二者在民族统一事业中高度融合起来，这才是越南人民以惊人意志进行抗美战争的力量源泉。
    教训之二：越战揭示了澳战略安全来源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不是某个西方大国的军事庇护这一基本事实。澳大利亚同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在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然而，从历史层面来看，澳大利亚文化本质上属于白人的殖民主义文化，它对异族文化采取排斥态度，澳大利亚因之拒绝同亚洲邻国进行深层文化交流，从而造成它与亚洲各民族在文化上的隔阂状态。但是，澳大利亚与它的欧洲文化之源又遥相隔离。岛国的地理位置、白人文化的孤立之境和人口稀少的自然状况必然会衍生出强烈的不安全感。正如麦克马洪·巴尔所说的，“恐惧是澳大利亚关注亚洲的主要根源。”基于这种恐惧感，澳大利亚强烈地希望控制它的东南亚邻居，这是导致澳大利亚对东南亚地区外交政策失败的根源之一。澳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彻底摈弃白人殖民主义心态，深刻理解并尊重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亚洲各民族及其历史，并在这种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制定本国的对外政策，从而促进国家利益之实现。从现实看，澳大利亚作为最靠近东南亚的一个白人国家，它的战略安全、经济利益、生存环境都与亚太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各国息息相关，澳大利亚理当积极同亚太各国展开经济文化交流。只有澳大利亚真正同亚太各国建立起彼此尊重、相互信赖的良好关系，澳大利亚在战略上才是安全的。换言之，惟有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才最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此外，澳大利亚越战政策的失败还表明，政府应对其外交与国防政策之关系作出理性评价。二战后，澳大利亚开始重视经济利益和战略安全的关系，科伦坡计划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创意，但因其包含的反共内核而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该计划的意义。遗憾的是，澳政府在1965年决定是否卷入越战时，基本上没有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利益。澳政府从根本上忽视同其近邻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而是过份倚重大国势力和纯粹军事手段来保护及促进其国家利益的实现。至于越战期间的对外政策，总体上是从属于防务需要的。在常规情况下，倒也无可指责。问题在于，澳大利亚防务政策的立足点--所谓“中国共产主义的南侵”纯然是一种假想或臆测，根本不能构成一国制定其外交政策的依据。越南战争揭示了国家政策赖以形成的基本准则，即“一种有效的国家政策，不仅需要一个可信的防务政策，还需要有其建设性的外交政策”。（注：加里斯·伊文斯、布鲁斯·格兰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上》，第205页。）
    诚然，越战之得失颇耐人寻味。战争本身不能导向和平，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澳大利亚追随美国的越战政策，在亚洲赶了趟浑水，其情何以堪？倒是越战的教训使澳大利亚看到了亚太地区和平的曙光初露，对话而非对抗，合作而非遏制，才是走向和平的根本途径。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都很重视从越战中认真吸取教训。譬如，惠特拉姆领导的工党政府，就摈弃了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和冷战逻辑，在国防上自力更生，使其外交与国防政策逐步走上相对独立的、成熟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