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越南战争严重影响了中澳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中澳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契机，在1949年可谓失之交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工党奇夫利政府曾就承认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党内右翼和天主教徒拒绝承认，左翼和激进派主张立即承认，当时正处于大选前夕，绝大多数关心选举结果的人士力主在12月选举结束后予以承认。表决结果是推迟承认，遗憾的是，自由党党魁孟席斯凭借其蛊惑人心的反共宣传以及自由-乡村党联袂的选举策略，帮助他赢得了大选胜利。中澳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机遇就这样失之交臂。
    在自由-乡村党联合执政时期，中澳关系急剧恶化。自由党外交政策的基础是冷战理论，它充分利用普遍的战争恐慌，推行歇斯底里的反共政策，而该政策的核心就是反华。一般认为，在从朝鲜到印度的弧形地带内，所有实际和潜在的冲突背后的策划者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50至60年代，中国作为邪恶渊薮的形象似乎获得了广泛认同，尤其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过激行动加强和延续了这一看法。自由党政府认为中国人全都是清一色的极端共产主义者，越战就是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一场大较量。
    然而，作为自由党政治影子的乡村党，并非全盘接受孟席斯的意识形态化的外交政策，而是较为务实。曾长期出任联合政府副总理的乡村党领袖麦克尤恩，积极促进中澳贸易，正当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共产主义中国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并越来越深地卷入越南战争时，麦克尤恩主持签订了向中国出售小麦的合同，到1970年为止，在外交上不被澳政府承认的中国购买了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小麦（注：罗素·华德：《澳大利亚20世纪史》，第394页。）。中澳关系再度赢得改善的机遇，主要有三个有利因素：一是70年代初冷战开始趋于缓和，尼克松上任伊始，就显示出超越冷战的大家风范；二是澳大利亚人已经普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在许多国际争端中是有其正当理由的，中国并非像从前想象的那样，竭力向东南亚渗透，暗中支持和操纵东南亚地区的武装暴动；三是中澳小麦购买合同到期，中方无意续约，而是转向已经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加拿大购买小麦。澳大利亚农场主倾向于改善对华关系，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自由党的麦克马洪政府仍囿于冷战外交的茧缚，迟迟不肯采取断然的行动。这显然有悖于当时的历史潮流。
    自由党在外交上的抱残守缺以及越战政策的失败为工党的重新崛起创造了机会。1971年6月27日至7月14日，惠特拉姆以反对党领袖身份率工党代表团访问北京，在华期间他与周恩来总理多次会晤，双方对会谈都很满意。对此，麦克马洪指斥惠特拉姆犯了冷战以来澳亲美外交之大忌，因而对这一事件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实际上，惠特拉姆访华期间，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博士也正在北京秘密访问，就在惠特拉姆访问结束的次日，即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告他即将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这一事件使麦克马洪政府威信陡降，而工党却在政治上连连得分。舆论普遍认为惠特拉姆颇具远见卓识，从而为1972年工党赢得大选胜利铺平了道路。惠特拉姆上任后，立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台湾当局断绝了所谓的外交关系。
    再次，越南战争在澳国内激起强烈争议，并造成深刻的政治分歧和社会裂痕。
    围绕越南问题，正如在美国出现的情况，澳大利亚社会俨然划分为两派，即所谓“鹰派”和“鸽派”。鹰派不仅力促卷入，而且支持美国的逐步升级战略，主张采取强硬政策解决中南半岛的冲突。孟席斯、霍尔特等人是所谓鹰派人物的典型代表。鸽派政见则比较复杂，公众中持鸽派立场的人大体上不反对自由党的卷入政策，但反对战争无止境升级，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妇女、某些宗教人士和少数大学生持这一立场；而工党左翼则自始至终反对卷入，主张和谈。卡尔维尔和惠特拉姆等人是典型的鸽派人物。
    战后依靠反共起家的自由党和它的政治影子乡村党，是鹰派政策的始作俑者。不用说，正是他们一手策划了澳大利亚在越南的军事卷入。公众中也有相当多的人认同鹰派立场。1965年7月26日，当美国总统约翰逊再度要求孟席斯增加对越军事援助时，公众作出了积极反应。民意测验表明，59%的澳大利亚公民赞成增加对越军事援助。孟席斯之后，以霍尔特为首的鹰派人物在政治上的支持率迅速上升，达到了顶峰。1966年大选中，执政党获得的选票从孟席斯时期的46%增加到霍尔特时期的50%，自由党的议会席位从19席陡升为41席；相反，扮演鸽派角色的工党左翼得票却一路下滑，竟从45%跌至40%。1967年初，霍尔特邀请南越总理阮高其访澳，在国内引起了激烈争论，阮高其访问结束后举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欢迎阮高其访问的人数比例仍高达70%，工党中也有52%的党员持鹰派立场（注：格伦·巴克莱：《高层朋友：1945年以来的澳美外交关系》，第151～158页。）。
    然而，从一开始，两派之间的斗争就相当激烈。早在1965年5月4日，工党领袖卡尔维尔就激烈抨击自由党的卷入政策。他说，“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我们不认为这将有助于反击共产主义，我们也不相信这会促进越南人民的福利。”他指出政府的决策依赖于三个虚假的判断：一是对越战的错误定性；二是对共产主义挑战性质的误解；三是对美国及盟友利益的错误理解（注：安德鲁：《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史》，第173页。）。自由党为卷入越战而实行的征兵制也遭到工党的谴责。不过，当时鸽派还势单力孤，况且自由党在大选中给工党扣了一顶亲共反美的帽子，公众不明真相，自然对工党政策颇有微词。1966年10月，美总统约翰逊访澳就显示了总体情势。当时墨尔本约有750,000人夹道欢迎，人人欲一睹美国总统及第一夫人的风采。当然鸽派也不示弱，“在墨尔本跟他（约翰逊）为难的人，突然向他的轿车投掷了两枚装满颜料的塑料气球，使他的车染上了红绿两种颜色--越共的旗色”（注：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第4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08页。）。
    随着美澳逐渐深陷越战泥淖而难已自拔，澳国内的政治风向开始转变。在自由党人戈登执政期间，两派冲突也日趋激烈，造成澳大利亚社会的分裂。1968年6月24日，戈登政府修改《国民服役法》后，在首都和其他城市，警察和示威学生之间的冲突不断，7月2日，悉尼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30名学生被捕；7月4日，1500人在美驻澳使馆门前举行反战示威，又有45人被捕。几乎每所大学都开展过反战运动。甚至连设在新英格兰大学校园内的陆军司令部也在一夜间被激进的反战派青年神话般地付之一炬；成百上千的青年离境出国以逃避兵役，或者逃避警察追捕。他们得到数百万年长者的支持，这些人认为越南战争是一场错误战争。由于大规模反战示威，政府逐渐回避逮捕逃役者，因为每一次判决，都会激起争议，其结果只是增加反战力量（注：罗素·华德：《澳大利亚20世纪史》，第381页。）。
    然而，澳大利亚政治篱笆的公开破裂，还是在麦克马洪执政时期。这时，冷战已开始解冻，自由党政府仍执迷不悟。工党在对外政策上不得不与自由党公开决裂。1969年大选前夕，工党领袖惠特拉姆就宣告：如果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将于1970年6月从南越撤出全部澳大利亚军队，结束不得人心的越南战争。这是对执政党公开的挑战。诚然，自联邦成立以来的两党体制，尤其是两党对待外交政策的态度，还从未有过如此深刻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