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60年代开始，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开始掺杂进某种复杂的因素。一方面，它继续在总体上支持这一进程，1962年7月4日，肯尼迪总统在其著名的“相互依赖”演说中宣称：“我们不把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欧洲视作对手，而是视为我们的一个伙伴，帮助它发展壮大是我们17年来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注：《总统公文：肯尼迪，1962年》（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John F.Kennedy,1962）， 第538页。）即使在戴高乐设想通过一体化向美国在欧洲的霸权发出挑战的时候，美国也未改变其既定政策和目标。1966年5月， 约翰逊总统指出，美国认为，“促进西欧的统一不仅是（美国）所希望的，我们还认为是必要的”，因为，“过去的每一个教训和对未来的每一个展望都表明，西欧国家只有日益紧密地联合起来，才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美国开始强调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必须在大西洋联盟的框架内进行，换句话说，欧洲一体化不能脱离同美国的合作，它同时也明确强调它在大西洋联盟中的领导作用（如果说此前其领导作用是被假定或毋庸置疑的话）。约翰逊在同一篇演说中指出：“我们依然坚信，一个一体化的大西洋防务，是构筑西欧统一的第一需要，而不是西欧统一之后的结果，而且，这样一个大西洋防务，也仍是扩展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以及消除同东方之间分歧的第一需要。”（注：《总统公文：约翰逊，1966年》（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Lyndon B.Johnson,1966），第477页。）一言以蔽之，欧洲一体化必须融进大西洋合作的框架之中。
    此后，美国各届政府均坚持这一立场。1973年基辛格在其“欧洲年”演说中宣称，在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没有什么比我们支持欧洲统一更加一致的了。他表示，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大西洋结构，“我们将继续支持欧洲的统一”（注：美国国务院：《公告》，1973年5月14日，第595-598页。）。 但他和尼克松同时也不掩饰美国已不得不重新评估其强烈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政策了。尼克松总统非常关注“欧洲一体化给美国，以及给我们与大西洋盟友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带来的问题”（注：《总统公文：尼克松，1973年》（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Richard M.Nixon,1973），第222页。）。与尼克松政府不同，卡特总统同意给予欧共体“无限制的支持”，1978年他成为首位访问欧共体总部布鲁塞尔的美国总统，他还表示，欢迎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参加每年一度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里根入主白宫后，发表了一些支持欧洲一体化的言论，例如他在1982年3月24日就“罗马条约”签订25 周年发表的讲话中指出：“让我清楚地重申本届政府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我们不把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欧洲视为对手，而是视为我们的伙伴。”但他同时强调，“自‘罗马条约’签订以来，欧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更加强大和更加统一的欧洲已经崛起，欧洲因而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自由世界的责任。”（注：《总统公文：里根，1982年》（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Ronald Reagan,1982），第374页。 ）东西方冷战结束后，美欧矛盾和分歧不断增加和突出，但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并未因此而发生重大变化。布什政府尤其认识到，一个一体化的西欧可以在结束欧洲大陆的分裂以及稳定东欧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布什宣称：“我们认为，欧洲的统一和强大就意味着美国的强大--一个重新崛起的西欧是一块经济磁铁，它把东欧同自由国家共同体吸得更近。”（注：布什1989年5月21日在波士顿大学的演说，转引自克劳斯：《置身于新欧洲》（Speech at Boston University on 21 May 1989,as quoted in Axel Krause,Inside the New Europe），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94页。）国务卿贝克也说：“建设一个统一的欧洲， 是莫内和舒曼的目标，是马歇尔和艾奇逊的美国所支持的目标，这是包含在‘罗马条约’和最近的欧洲单一文件中的目标……今天，美国以与40年前同样的热情支持这一目标。”（注：美国新闻署：《为贝克国务卿准备的演讲稿，1989年12月12日》（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Add res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Bak er,12 Dec.1989），第4-5页。）克林顿政府上台后， 对欧洲一体化的热情似乎更高。1994年9月1日，克林顿总统在其发表的第一个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声明中宣称：“我们认识到我们从一个强大和平等的伙伴中获得的利益要多于从一个虚弱的伙伴中获得的利益。”（注：《总统公文：克林顿， 1994 》（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Willi am J.Clinton,1994），第9页。）同年7 月他在柏林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进一步指出：“展望21世纪，我相信，一个统一在民主、自由市场和共同安全下的欧洲，在维护繁荣与和平方面，是我们最好的伙伴。”（注：克林顿1994年7月13日在柏林的演说， 转引自加德纳：《美国-欧盟关系的一个新时代？》（Speech in Berlin on 13 July 1994,as quoted in Anthony Lawrence Gardn er,A New Era in US-EU Relations?），阿什盖特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页。）克林顿政府期望欧洲一体化不仅有助于欧洲以及同欧盟接壤的地区的稳定，而且也有助于加强美欧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广泛领域里的合作。1995年12月签署的美欧“新跨大西洋议程”（NTA ）便是“旨在将跨大西洋关系从磋商推向到在广泛问题上的联合行动”（注：美国新闻署：《美国-欧盟联合行动计划》（USIS,Joint US-EU Action Plan,3 Dec.1995），第1页。）。至于克林顿政府积极鼓励欧洲发展其安全和防务体系，也是基于这将有助于加强大西洋安全的这种看法。
    二
    欧洲是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支持欧洲一体化是其对欧政策的基础，之所以如此，盖因欧洲及其一体化对美国有重要的利益关系。其实，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并非首先和完全为了欧洲（尽管它认为其政策最符合欧洲的利益），而主要和更多的是其自身利益驱动的结果。归纳起来，战后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动机和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
    1、对苏联和德国实行“双重遏制”
    对苏、德实行“双重遏制”是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最重要和最深刻的动机，它直接反映了美国在冷战时期最重要和最现实的安全利益，这可称为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政治上的动机。这一动机是初始的，也是持久的。如果说华盛顿有某些政策制定者对欧洲一体化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表示怀疑的话，那么，在战后45年中，所有的政策制定者都始终不移地坚信，一个更加统一的欧洲将有助于遏制苏联，从而有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
    1947年美苏冷战爆发后，推动西欧联合以遏制苏联便迅速成为美国对欧政策的基础。“马歇尔计划”虽未公开针对任何国家，但实际上遏制苏联构成了其出笼的最重要的背景。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更是明显针对所谓苏联共产主义威胁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宣称：“欧洲国家如能组成为一个整体，那将给北约带来巨大的好处。”（注：美国国务院：《公告》，1951年7月30日，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