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同时也期望欧洲一体化能有助于使东欧获得“解放”。其根据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将逐渐对苏联的东欧“卫星国”产生吸引力,从而促使它们摆脱苏联的控制。最终,东欧将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获得“解放”。艾森豪威尔尤其热衷于和平演变策略,他认为,“一旦西欧形成一个坚固的力量整体,将最终把苏联的卫星国吸引过来,那样,对和平的威胁将会消失。”(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年),编者按》(FRUS,1955-1977:Editorial Note,Remarks by Eisenhower)第4卷,第349页。)总之,在美国看来,西欧统一不仅直接有助于对苏联的遏制,而且是促使东西欧逐步消除意识形态对立并最终在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基础上实现统一的第一步。 此外,美国还试图通过欧洲一体化将西德纳入并限制在西欧联合体当中,此所谓对德国的遏制。这一考虑在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表现得特别强烈,并且与遏制苏联的动机密切相连。美国希望藉此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消除欧洲不稳定的根源,同时利用西德加强西欧抗衡苏联的能力。作为将德国纳入西欧的第一步,杜鲁门政府在1947年决定重建德国西占区,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及其他西欧国家同时又疑虑重建后的西德会有可能重新走上扩张主义的老路。1949年5 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成立,最终使美国及其他西欧国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如果同意给予西德在西方世界内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地位(若要避免德国民族主义复活就必须这样做),一体化是除了允许它完全独立(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之外的唯一选择。 由是而言,通过一体化的方式将西德对平等地位的要求与欧洲遏制西德的需要结合起来可能是欧洲一体化最深层的原因。然而,由谁来领头以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呢?由于英国因反对出让主权和执行“三环外交”政策而无力领头,将西德纳入西方体系的重任便历史性地落在了法国肩上。美国无疑在背后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1949年10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法国外长舒曼明确地说:“现在是由法国采取主动将联邦德国纳入西欧的时候了。”次年5月“舒曼计划”发表后, 美国很快作出反应。艾奇逊国务卿对美国驻欧洲国家大使馆发出指令称:“美国对有助于法德和解的舒曼原则给予最大的重视与支持。”(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50年,国务卿致美某些外交机构函,1950年7月8日》(FRUS,1950,Secretary of State to Certain DiplomaticOffices,8 July 1950)第3卷,第740页。)1954年7月,在法国国民议会就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进行投票表决之前,艾森豪威尔甚至对丘吉尔说:“我们不能够失去德国,即使我们不得不失去法国的话。”(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年),艾森豪威尔同邱吉尔会谈备忘录,1954年6月27日》(FRUS,1952 -1954:Memorandum ofConversation Eisenhower-Churchill,27June1954 )第1 卷, 第985-987页。)1961年,肯尼迪在会见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时说,美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上的利益是政治上的,“我们认为,只有西欧在政治上日趋一致,我们才能够指望德国问题获得一个稳定的解决”(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1-1963年),国务院致美驻英大使馆电,1961年5月23日》(FRUS,1961-1963: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23May1961 )第8卷,第20-21页。)。两星期后,他又对法国总统戴高乐说,除了希望欧洲在经济和政治上得到加强以外,美国支持欧洲经济共同体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因为它有助于把德国拴在欧洲,但阿登纳之后的德国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并不清楚,因此将德国拴在欧洲的每一个联系都是值得欢迎的”(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1-1963年),肯尼迪同戴高乐会谈备忘录,1961年6月2日》, (FRUS,1961- 196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Kennedy-de Gaulle,2 June1961 )第8卷,第25页。)。 应当说,50年代及60年代初是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对西德最不放心的时期。这一时期,美国特别担心西德经不住苏联所谓允许德国统一的诱惑而倒向苏联,或者走向中立,虽然阿登纳政府被证明坚定地站在西方一边,从而使美国及其他西欧国家疑虑大消,但它们对阿登纳之后的西德能否继续令人放心仍无把握。1963年6-7月,美国助理国务卿鲍尔指出,到目前为止,由于对苏联怀有恐惧以及美国单独可以对欧洲提供有效的防务,德国人“基本上还是可驾驭的”,但是,在“铁幕”的西边正在发生着变化,绝不能忽视苏联以某种建议为诱饵同阿登纳之后的德国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一个在机构上不紧密地同西方拴在一起的德国将会成为一个巨大危险的源泉(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1-1963年),鲍尔致肯尼迪总统备忘录,1963年6月20日》(FRUS,1961- 1963:Memorandum from Ball toPresident Kennedy,20 June 1963)第8卷,第209页。)。肯尼迪政府主张在北约内建立一支多边核力量,正表明了美国的这种担心,即如果使德国受到歧视,即使在核领域,便有可能激起德国民族主义的反应,因此不能够歧视德国,但同时又不能使它完全自由解放,显然,一体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即使到了后来德国的国内政治生活趋于稳定以及德国用行动证明它是欧洲一体化的忠实支持者,美国及其他西欧政府也未彻底放下对德国地位的考虑。基辛格在70年代写到,“只有建立起一个联邦的欧洲,才能够消除欧洲的战争,形成对苏联有效的抗衡,将德国永久不可分地同西方拴在一起,并且与我们一起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和义务。”(注:基辛格:《动荡年代》(Henry A.Kissinger.Years of Upheaval ),波士顿1982年版,第143-148页。)他的这番议论可谓是对美“双重遏制”动机的极佳的诠释。今天,面对统一后的德国之经济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的势头,美国仍寄望于通过欧盟的一体化机制来约束德国,使之继续做欧洲的德国,克林顿政府明确指出,它支持欧洲联盟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为德国在一个一体化的欧洲中发展它的未来提供了一个家园,而不是独立于它”(注:美国新闻署:《美国-欧盟首脑讨论纪要,1995年6月15日》(USIS,US-European Summit Discussed, 15 June 1995),第2页。 ),虽然很少有人说科尔不是一个一体化主义者或是对他的民主信仰表示怀疑,事实上科尔本人也的确不止一次地说过,通过使德国加入一个政治联盟从而“把一个具有潜在危险的德国遏制在欧洲”,将有助于改善欧洲的和平前景(注:费尔德斯坦:《欧洲货币联盟与国际冲突》(Martin Feldstein,EMU and InternationalConflict),载于《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第76卷第5号,第68页。),但是,又有谁能完全预知未来的德国领导人将会把德国引向何方呢(科尔已在1998年德国大选后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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