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人们出于对神明的崇拜，希冀能够时时得到神的指导而发明了占卜术。牲羊之脏卜（Extispicy ）是古代两河流域居民发明的一种独特的占卜方式。脏卜由卜师通过观察牲羊内脏各器官的大小、颜色、位置、形态及附着在脏器上的各种征象推测所占之事吉凶。人们通过这种占卜方式达到解惑、祈福、预知未来的目的。这种技术在两河流域及其周边的叙利亚地区和小亚细亚地区广泛使用，甚至远在意大利北部地区也发现了铜制的肝脏模型。古代两河流域的脏卜文献中所记载的问卜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古代两河流域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起国家大事、军事征伐、宗教祭祀，下至起居、疾病、贸易等等，事事问卜。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占卜文献为数众多，在小亚细亚，卜辞文献占所发现文献总数的1／10强。在两河流域，仅古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1792 -前1595年）（注：本文中古代两河流域各时代及统治者年代，除注明者外，均采用J.欧斯的年代分期，见其《巴比伦》（J.Oates,Babylon ），伦敦1979年版，第199-202页所附之年表。）的占卜文献就有88篇近2700条兆辞，其中88%为脏卜兆辞。亚述帝国（公元前745-前609年）国王阿述尔巴尼拔（Ashurbanipal，公元前668-前627年）更是把所能搜集到的文献都收入到尼尼微的国家图书馆中，其中包括不计其数的脏卜文献。从19世纪末到本世纪末的一百年间，研究者们致力于整理、研究这些浩繁卷帙，释读并发表了几十种文献汇编，并基本提供了一幅包括其起源、发展、选拔、培训、任命卜师，脏卜技术术语、规则、步骤等脏卜技术的全景图。但是，学者们对于兆辞中所涉及的丰富的古代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记录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研究者寥若晨星（注：包括L.金：《关于巴比伦早期国王的年代记》（ L.W. King, Chronicles Concerning Early Babylonian Kings），伦敦1907年版；E.维德纳：《巴比伦兆辞文献中的历史史料》（ E.F.Weidner,Historisches Material in der Babylonischen Omina-Literature）， 《古代东方学会杂志》（Mitteilungen der altoriental isches Gesellschaft），1929年第4期，第266页以下；H.圭德博克：《巴比伦人和赫梯人的历史文献和史学传统》（H.G.Güterbock,Die historische Traditionund ihre literarische Gestaltungen bei Babylonienund Hethitern），《亚述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1934年第42期， 第1-91页；A.奥本海姆：《楔形文字兆辞文献》（A.I.Oppenheim,Zur keilschriftlichen Omenliterature），《东方》（Orientalia），1936 年第5期，第199-228页；等等。）。本文将在概述脏卜技术在古代两河流域发展的历史，它在周边地区的传播，以及脏卜技术的规则等方方面面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脏卜文献对于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史学研究价值，希望引起学者们对脏卜文献的重视，收到补充历史、认证历史的效果。
    一
    脏卜是两河流域居民最早使用的一种占卜方式。最初是南部地区，即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居民发明并将之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中。早在公元前4 千年代，西帕尔（Sippar
    ）半人半神的王埃麦努兰凯 （Enmeduranki）就曾经宣称自己由“沙马什（Samas）和阿达德（Adad）处习得脏卜之术，并传之臣民”（注：W.兰博特：《埃麦努兰凯其事》（W.G.Lambert,Enmeduranki and Related Matters），《楔形文字研究杂志》1967年第21 期，第132页。）。古巴比伦时期是脏卜技术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由于古巴比伦的国王们频繁的对外战争，以及对外商业贸易往来关系的迅速恢复和加强，这种技术先后传到叙利亚地区各个国家。在马瑞（Mari ）、阿拉拉（Alalakh）等地的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在马瑞发现了最早（约公元前1900年）的有文字记载的脏器模型（注：M.如顿：《马瑞发现的2个泥制肝脏模型》（ M. Rutten,Trente- deux Modeles de foies en argile provenant de Tell- Hariri （ Mari ）， 《亚述学及东方考古学杂志》（ Revued'assyriologie et d'arch éologie orientale）1938年第35期，第36页以下。），大量信件中也涉及到这种占卜活动。根据马瑞文献（注：J.杜杭：《马瑞皇家档案》（J.-M.Durand,Archives royales de Mari）第26 卷，巴黎1985年版。），我们可以确定在两河流域北部的亚述地区，脏卜活动在公元前18世纪已经被应用于社会生活。古巴比伦的卜师将观察到的各个内脏器官的兆象以及前人对这些兆象的解释归纳结集，形成了最早的脏卜手册，共36节，每节记录一种内脏器官的各种兆象。
    古巴比伦王朝亡后，加喜特人（the Kassites）和亚述人继承和发展了巴比伦尼亚地区流行的脏卜技术。中亚述时期（约公元前1192-前745年）（注：此年代据G.胡：《古代伊拉克》（G.Roux,Ancient Iraq），伦敦1980年版。）的国王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一世（
    Tiglath- pileser Ⅰ，公元前1115-前1077年）与南部的伊新（Isin ）第二王朝（公元前 1158-1027 年）的国王尼布甲尼撒一世（Nebuchadnezzar，公元前1126-前1105年）几乎同时各自编撰了新的脏卜手册，其主要内容仍然延续了古巴比伦时期脏卜手册的主要内容。亚述帝国时期，星占术是帝国国王们推崇备至的占卜技术，但是脏卜术仍然占据着一席之地。在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发现的图书馆中，发现了大量的脏卜文献，其中包括这个时期重新整理的脏卜手册。
    约公元前14世纪脏卜技术传入小亚细亚赫梯国家（约公元前1650-前1200年），赫梯人对脏卜术的学习似乎应该来自两个途径，一个是由两河流域直接学来的；一个是通过占据着叙利亚及两河流域北部地区的胡利安人那里学来的。赫梯人对外来的脏卜技术没有全盘吸收。首先，赫梯人简化了繁杂的两河流域的脏卜术语系统，改变两河流域同一种脏器形态用几个甚至十几个动词、形容词甚至比喻的方式表达的办法，而只选用一词，最多两词表达即可。另外，赫梯人没有沿用两河流域的一次脏卜活动要观测牲羊所有的内脏器官的做法，每个问题只选几个器官进行观察。
    两河流域脏卜术的影响似乎不止于此。对曾经居住在今意大利地区的古代埃特鲁斯坎人（the Etruscans）的研究表明， 埃特鲁斯坎人所使用的占卜技术中也有用牲羊的内脏占卜的方式。考古发掘工作发现的铜制的脏器模型与两河流域的陶土的脏器模型如出一辙（注：I.斯达：《有关卜师的仪式》（I.Starr,The Rituals of the Diviner）， 《两河流域文库》（Bibliotheca Mesopotamica）1983年第12卷，第2 页注6 。另见 J.达罗斯：《赫梯人和埃特鲁斯坎人》 （J. de Roos,Anatolia and the Etruscans），《古典文明史杂志》（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1997年第12期，第37-43页。）。虽然无法确定它们之间有何确切关系、联系途径如何，但可以肯定，二者之间必有某种关联，而从时间上看，两河流域的脏卜术应为埃特鲁斯坎人脏卜术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