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古代两河流域及周边地区，脏卜文献共有四种格式：脏器模型上的记辞、兆辞、脏卜报告及小亚细亚的脏卜卜辞。脏器模型上的记辞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脏卜活动的记录形式。早期的记辞仅具有报告和记录脏卜结果的功能，后来兼具有教授新卜师的功能。
    古巴比伦王朝后期，脏卜报告取代了脏器模型的报告和记录功能，其教授新卜师的功能则为兆辞记录所取代。古代两河流域历代卜师不断收集整理各个器官的兆象及各种征象，结集成册，作为后代卜师的参考手册。脏卜报告是记录实际的脏卜活动的报告。除在古代两河流域本土发现的大量脏卜报告外，在叙利亚地区的马瑞书信中，也有一些记录脏卜活动的书信，当属脏卜报告一类。此外，小亚细亚的脏卜卜辞记录的是卜师对某一具体问题进行观察的记录，也应归属脏卜报告一类。
    在实际的脏卜活动中，卜师首先挑选脏卜用的牲羊，经过净化仪式，献于神前，请求神的认可。祭祀后的牲羊仰放在卜师面前，卜师站在牲羊上方，沿中线剖开牲羊外皮。卜师将由肝脏开始，依顺时针顺序观察牲羊的内脏各器官。肝脏是最主要的观察对象。卜师将牲羊的肝脏分为若干区间，每个区间都有一个特定的名称，如“驻地”、“路途”、“强权”、“平安”等等。其他脏器，包括胆、肺、心脏、肾和肠等。肺是除肝脏之外，最为古代两河流域的卜师所关注的脏器之一，如肝脏一样，肺的各个区间划分明确，兆象记录众多。但是，在小亚细亚，虽然在赫梯国家首都哈图萨（Hattusa）发现的阿卡德文兆辞文献中， 也有有关肺脏的兆象记录，这个内脏器官却不为赫梯的脏卜卜师所关注。在脏卜卜辞中没有任何对肺脏的观察记录。此外，在各个内脏器官上出现的一些征象也为卜师所关注，如颜色的深浅、是否有孔洞、是否有黏着物等等。在脏卜技术规则中，若两个不好的征象同时出现，对我方为吉兆，对敌方为凶兆。此外，若卜师在自己的位置无法观察到应当观察的内脏器官，为凶兆。若脏器位置、形状、数目或颜色不符合常规，也为凶兆。脏器上的各种征象代表不同含义，如脏器上出现孔洞，代表死亡，征伐失败；若出现“武器”，代表战争等等。
    在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占卜活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古代两河流域，人们比较关注现世的幸福，和预测将来的吉凶祸福，因此绝大多数的脏卜活动集中在祈福和预测未来上，如祈求风调雨顺、繁衍子嗣、安居乐业、国泰民安；或者占王位是否稳固、征伐之结果、贸易之利益等等。太阳神沙马什是古代两河流域的正义之神，他同时也是脏卜过程中神之裁判会的主神。古代两河流域居民对于神是崇拜和信任的。在他们的心目中，神是正义和公正的。而在古代小亚细亚人的心目中，神是易变的。若人对神的供奉得当，则神颜大悦。赫梯人问卜的主要目的在于解惑：为什么王获病，房屋倒塌，征伐失败等等。赫梯人将一切灾难和挫折的发生归结于神颜震怒。赫梯脏卜文献中，大多数的问题集中在占问哪一个神或哪一组神震怒，原因是什么。
    三
    追溯过去是古代两河流域、叙利亚地区、小亚细亚地区居民特别是王室的传统。两河流域历朝历代的国王都命人编撰前人的王表、年代记、颂诗等，其目的一方面是颂扬祖先的功绩，另一方面是向世人证明自身荣登王位的合法性和血统的纯正。在小亚细亚，赫梯国王颁布诏书从宣颂历代祖先的名号和尊号开始；与邻国或属国签订条约时，也以记述祖先的赫赫战功和追溯与签约国源远流长的交往历史开始。由于研究两河流域、叙利亚、小亚细亚地区的历史依赖于考古发掘的成果，而考古发现又有极大的偶然性，因此在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文献都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但是，由于编写目的不同，各种文献的历史真实性也有所不同。与其他文献相比，脏卜文献以及其他各类占卜文献应具有更加真实的特性。
    首先，占卜活动起源于人们寻求超世俗的神灵对人间事务的兆示，人通过各种方式达到解惑、祈福、预知未来的目的。因此，卜师编撰文献，记录兆辞的目的在于留给后人一个真实的祝福或警示，弄虚作假就失去了兆辞存在的意义。何况兆象随时改变，也就没有篡改的必要了。相反，其他文献，如王表，如前所述，其编撰目的是宣扬王位继承的合法性，因此其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了。《苏美尔王表》（注：T.雅各布森：《苏美尔王表》（T.Jacobsen,The Sumerian King List ）， 芝加哥1939年版。）中记载的早王朝的某些国王， 他们的统治年代可长达几百几千年，显然是不可信的。《亚述王表》中将古亚述王国的开国之君沙姆什·阿达得一世（Samsi-AdadⅠ ，约公元前1813-前1781年）及其祖先附会为亚述人，而隐瞒他们“野蛮人”的本质（注：范科尔斯坦：《两河流域的历史方法论》（ J.J. Finkelstein, MesopotamianHistoriography），《美国哲学学会通讯》（Proceeding of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63年第107期，第469页注32。），其目的当然是证明整个亚述王国祖先血统的纯正和高贵。赫梯国王图塔利亚四世（ Tuthaliya
    Ⅳ，公元前1250-前1220年）是哈图西里三世（Hattusili Ⅲ，公元前1275-前1250年）的继承者，而哈图西里三世是篡夺其侄乌尔黑·泰素普（Urhi-Teshup）的王位而登基的。在图塔利亚四世时期的各类文献中，为了显示自己即位的合法性，他绝口不提乌尔黑·泰素普的国王身份。而在赫梯卜辞文献中，他忧心忡忡地反复占问自己的王位是否巩固，是否会有篡位者（注：《博卡茨科依出土的楔形文字文书》（Keilschrifturkunden aus Boghazkoi,ⅩⅤⅢ36，以下简称KUB）， 第11-21行。参见R.比尔：《赫梯卜辞：问题和答案》（R.Beal,Hittite Oracles:Question and Answers）， 《古代世界的巫术和占卜》（ Magic and Divination in the Ancient World），伯克利1994年版，第16页；Th.冯丹候：《赫梯继位卜辞和图塔利亚四世的登基典礼》（Theovan denHout,Hethitische Thronbesteigungsorakel und die Inauguration Tudhalijas Ⅳ），《亚述学杂志》1991年第81期，第279 页以下。）。显然，在占卜活动中，他对先人篡位者的身份耿耿于怀，也并不隐瞒。总而言之，由于占卜文献编撰的目的是祝福或警告，是针对占卜委托人--大多是国王的个人行为，因而较其他以宣传为目的的文献更可信，更具有史料研究的价值。
    其次，与其他文献相比，占卜文献，特别是早期的脏卜文献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两河流域早期脏器模型上的记辞多记录真实的历史事件，因此又称“历史记辞”。这些脏器模型制作时间约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其中记载的事件多为前朝阿卡德王朝（公元前2334-前2154年）和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公元前2113-前2004年）的历史事件，如“若……纳拉姆·辛（Naram -Sin ，公元前2254-前2218 年）捣毁阿皮萨尔 （Apisal）城的城墙，将其居民掠为俘虏”（注：YOS 10 24第9行。），这一事件指阿卡德王纳拉姆·辛发动的一次战争；“若……王朝的混乱时期”（注：TCL 61反面第23行。），这段混乱时期约发生在公元前2198-前2195年；“若我们起义反抗伊比·辛（Ibbi-Sin ）的统治，肝脏将出现如此情形”（注：RA35，第42页第7 条。）。伊比·辛是乌尔第三王朝最后一位国王，他的统治时间约为公元前2027-前2003年。其间时差为100-200年。而我们目前所发现的有关两河流域早期历史的《苏美尔王表》和《亚述王表》多完成于古巴比伦时期以后，甚至是亚述帝国后期， 其时差达500年以上。
    再次，占卜文献的编撰人比其他各类文献的编撰人享有更大的自由度。占卜文献的编撰人同时也是卜师。他们的义务是为其委托人将要做或已经做的事情提供参考和给予解释，并将结果如实地记录下来。卜师也是国王或各级官员的参谋，帮助他们进行决策。因此，在脏卜文献中，卜师从不讳言王的短处和过失，“王将携款私逃”，“某人将弑君为王”，“王将死于征途”，“国家将遭遇瘟疫”等凶兆的记录充斥各个时期的脏卜文献中。在赫梯占卜卜辞中，卜师也常常告诫国王在某些方面的疏漏，“雷神庙供奉不及时”，“有不洁之人闯入神庙大殿”等。
    最后，作为占卜活动委托人的国王或各级官员，甚至是平民对占卜记录的态度与对待其他文献的态度不同。占卜活动的结果是决定委托人行止的依据，其目的是防患于未然。而国王签署的诏书、公告或下令编撰的王表、年代记是有其政治目的的，隐恶扬善也是政治活动的需要。亚述帝国的国王辛那赫里布和赫梯国王穆尔西里二世（Mursili Ⅱ，公元前1330-前1295年）在占卜活动中公然占问他们的父王死于非命的原因。而在各个时期其他文献中，国王暴死总是被极力掩饰和回避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