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列颠种族和多元文化
    种族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曾盛极一时，并融入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之中。殖民主义者罗得斯多次说过：“我们碰巧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种族，拥有体面、正义、自由、和平这些最高理想。”（注：伯纳德·波特：《最大的一份》（Bernard Porter,The Lion's Share:A Short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1983），朗文1984年版， 第134 页。）不过，英国人所指的“种族”，更多的是指一种文化的共同体。英帝国极盛之时，不列颠种族在文化上的优越和进步，在整个英语世界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英国人希望，主要由英裔移民构成的加拿大能保持为一个不列颠种族的北美。
    达成这一点，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英裔加拿大人对于不列颠文化优越性的认同——这一点毋庸置疑，总理麦克唐纳多次代表加拿大人宣称，“现在已经在盎格鲁—撒克森家族中确立起来的伟大道德准则，将传遍整个文明世界”。（注：乔治·洛克编：《加拿大联邦的缔造者》，第163页。）第二个条件则是占总人口1／3 的法裔加拿大人对帝国忠诚。英国人认为自己允许宿敌法国人的后裔保留他们的宗教、风俗、语言和法律，证明英帝国诚如当时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所说：“包括许多不同民族却不压迫他们，因而是实现道德职责的最佳典范。”（注： W·L·莫尔顿：《加拿大特性》（W.L.Morton:The CanadianIdentity）， 威斯康星1972年版，第112页。）因此，英国人相信法裔加拿大人会忠于帝国。
    法裔加拿大人的反应似乎证明了母国的愿望不是无根据的。洛里埃作为第一个法裔加拿大总理，接受了维多利亚女王的骑士封号，并多次充任帝国的捍卫者。而另一个法裔加拿大人勒缪克斯在一次演讲中称法裔人“以参与英帝国所承担的在全世界促进和平与进步的伟大工作为自豪”。（注：乔治·洛克编：《加拿大联邦的缔造者》， 第261页。）然而现实往往不像母国的愿望那么简单，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已日益明显，英、法两个民族的冲突改变着自治领的面目，最后又冲击了与帝国的关系。
    1885年，政府镇压并处死半法国血统的印第安酋长里埃尔。此人发动了维护本族文化特性的起义，从而引起法裔人的民族情绪。法裔人梅西埃提出了构成日后法裔加拿大人民族主义的两个最主要问题：（1 ）关注魁北克省以外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利益；（2 ）反对由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提出的关于英帝国的新构想。（注：拉姆齐·库克编：《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Ramsay Cook ed.,French—CanadianNationalism），多伦多1969年版，第25页。） 梅西埃不仅致力于保护法语区的文化，而且把矛头指向英帝国。以英裔人为主的联邦政府采取了克制态度，怕引起分裂。麦克唐纳说：“这个国家内没有主要种族，也没有被征服的外族。我们都是英国臣民。”（注：A·R·M ·洛厄：《加拿大史：从殖民地到国家》，第143页。） 这种妥协的态度奠定了未来联邦民族政策的基础。
    里埃尔之死引起的波动尚未结束，又发生了马尼托巴学校问题。马尼托巴省政府在一些极端的英裔民族主义者的鼓动下，取消法语的合法地位，并成立非教派公共学校体制。在法裔人的坚持下，中央政府颁布法案规定：只要有一定数量信奉天主教的学生家长要求，就可以聘请天主教的教师。讲课可以按“两种语言制”进行，可以用英语和法语，或者用英语和学生的其他母语讲课。（注：唐纳德·克赖顿：《加拿大近百年史》，第127页。）马尼托巴法案具有决定性意义， 它确定了法裔人的宗教、语言权利。语言、宗教是帝国理想的重要部分，法裔加拿大人的胜利和英裔加拿大人的妥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帝国种族理想的失败。尽管这一系列冲突是发生在法裔加拿大人与拥护帝国理想的英裔极端分子之间，但与帝国并非无关，而且影响着加拿大与帝国的关系。
    法裔加拿大人在维持自己在联邦内的权力时，认为只有政府放弃种族偏见，两个民族才可以共存。同样，只有帝国让他们维护传统与自由时，他们才会回报忠诚。但如果帝国鼓吹不列颠种族的优越，法裔加拿大人又将处于何种位置呢？正如当时的法裔民族主义者布拉萨指出的：“只要大多数加拿大人有两个国家，一个在这儿，另一个在欧洲，民族统一将只是一个神话，并将成为兄弟阋墙的根源。”（注：拉姆齐·库克编：《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第29页。）为了保证加拿大的统一，必须放松与帝国的联系。
    当英国推行帝国联邦计划时，曾把它视为“全世界不列颠种族之间联合的最强有力纽带”。（注：保罗·肯尼迪、安东尼·尼科尔：《英国和德国1914年之前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运动》（Paul Kennedy andAnthony Nicholl,Nationalist and Racialist MovementsinBritain and German Before 1914），牛津1981年版，第193页。） 这种明显的种族主义让加拿大政府不敢赞同，唯恐国内因里埃尔之死而激起的法裔民族情绪进一步高涨。布尔战争爆发后，英国要求加拿大出兵，由于南非的种族状况与加拿大颇为相似，占多数的英裔人进攻少数荷裔布尔人，这让法裔加拿大人坚决反对出兵。身为法裔却又忠于帝国的总理洛里埃左右为难，最后采取折中方式，派一支由英裔人构成的军队参战，但军队指挥权归加拿大而非归英国。
    一战前夕，加拿大的二元文化特色已占据主导地位。不列颠种族文化未能同化另一种族，这并非英国人的希望。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欧洲移民涌入加拿大，他们要求与法裔居民同样的语言、宗教、教育、文化的权利，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由于有法裔加拿大人的先例，故而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妥协，这就为日后多种语言、宗教的多元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
    英国人鼓吹不列颠种族在文化上的优越，希望整个帝国都以之为楷模，而加拿大最终放弃种族理想，形成二元文化，又向多元文化发展，考虑的仍是加拿大的利益。并且，这种二元性、多元性成了加拿大的重要个性，正如法裔加拿大人布拉萨指出的，“两种民族语言和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的保留与发展，非但不是加拿大进步的障碍，反而构成了最有力的因素和我们最大的民族遗产。”（注：拉姆齐·库克编：《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第29页。）